Grice在提出会话含义时将话语意义分成两个层面,即‘所说内容’(what is said)和‘隐含之义’(implicature).Grice将话语的所说内容看作是语言解码得到的一系列假定,还需经过消除歧义和指称确定,但此过程的推理多是依靠物理语境,无需受任何会话原则的指导。然而,近些年一些语言学家和哲学家认为Grice忽略一个事实,用于推导会话含义的推理过程也同样决定着话语的‘所说内容’。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Grice对‘所说内容’的理解过于局限,Sperber and Wilson, Carston, and Recanati等一些学者认为话语的‘所说内容’不仅包括消除歧义和指称确定语用方面的的内容,还应包括一些其它语用学理论进行解释的内容。在Sperber and Wilson看来,没有哪一个假定是依靠单纯解码产生的,提取任何假定都需要语用推理的参与。Sperber and Wilson所提出的话语的‘明示意义’(explicature)在性质上有别于Grice所提出的话语‘所说内容’。虽然两者都意在研究话语的明说内容,但前者的推导依赖语用推理的参与,而后者则忽略了语用推理的作用。关联理论是以人的认知和心理机制为基础,探求人类交际的关联性,并指出关联性是指导人类交际的重要准则。Sperber and Wilson在关联理论框架下对话语的性质做出了描述,指出话语成片段状,从这种片段性质的话语那里得来的假设,经过逻辑形式的扩展(development of the logical form)从而充实为完整的命题形式后,能成为语言的‘明示意义’。以Grice为代表的传统看法注重讨论语言的命题和命题外的含义,未有人认真考虑过命题自身的充实问题。Sperber and Wilson指出,话语从语义角度考虑,基本上是不完全的,把不完全的话语逻辑形式充实成完全的命题形式,就是对有关词语所指的明确化过程,这是一种以物理语境为基础的产生明示意义的推理过程。因此在关联理论中,话语的明示意义就是语言解码和语用推理结合的产物。Sperber and Wilson把充实命题看成是明示意义的推导过程,并指出听者对话语的语用加工是受关联原则引导和制约的。本文对明示意义的研究是在基层明示意义和高层明示意义两个层次上进行。前者主要是对话语命题的充实研究,后者则着重对言语行为的研究。听者依据语言解码得出话语的逻辑形式(logical form),在此基础上通过语用推理的参与使该逻辑形式得到充盈,从而得到语义完整的命题形式(propositional form)。充实后的命题形式就是说话者想要表达话语的基层明示内容。话语的高层明示意义是在话语基层明示内容的基础上,嵌入说话者的命题态度。对基层话语明示意义的推导过程中,本文详细阐述了话语逻辑形式的扩展是通过消除歧义、指称确认、自由充实和特定指称建构等语用次任务来实现,并在对这些语用次任务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出语用次任务的性质是通过语义、句法和语境三个层面表现出来。消歧是对特定词语语义的选择；指称确认是对词语原有语义的恢复；自由充实是对语义的充实和句法成分的增添；特定指称建构是对一些概念的收窄和放宽,此概念的调整发生在某一语义单位内部,并通过语境假设对编码信息进行语用推理。高层明示意义的推导是将完整的命题形式镶嵌入高层描述句中,使话语的态度状语提升到引导听话者推理的主导位置。本文最后提出话语明示意义的推导过程是一个各成分间交相呼应并且局部和整体协调发展的过程。其中语用推理在整个过程中占据中心位置。在水平层面上,基层明示意义的推导是由不完整的逻辑形式发展成完整的命题形式；在竖直方向上,高层明示意义的推导意味着说话者命题态度的逐步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