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璞是两晋之交著名文学家,因其大部分作品创作于东晋时期,历代学者在对郭璞诗歌的研究过程中,普遍将郭璞归入东晋诗人。郭璞过江时已过而立之年,处于他的思想成熟期,深深烙下了西晋文学思想的烙印,对于其诗歌的研究不能仅从东晋时期来分析,而应从西晋、东晋两个时期来着眼。两晋之交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大动乱时期,291年贾南风联合司马玮诛杀杨骏,皇室内部争权夺势的“八王之乱”爆发,304年,刘渊叛晋,自封汉王,中原政局混乱,生活在刘渊势力范围的郭璞,经洛阳、庐江逃往江南。两晋时期又是一个思想大解放的时期,儒术一家独尊的局面已经严重动摇,而司马氏外儒内法、外儒内道的执政方式,对本时期的文人心态产生了重要影响,自然也影响了郭璞的创作心态和文学观念。素族的家庭出身对郭璞仕途的影响几乎是决定性的,但从学术倾向上来说,并不仅仅与当时清谈之风的不合,更重要的是其“语力、怪、乱、神”的神仙家言违背了儒家治国的经学传统。而他“不修威仪”的行事做法,不单是因为仕途蹭蹬,抑郁难遣而故作旷达,与他获邀名誉以求仕进是分不开的。根据郭璞部分四言、五言诗的内容和反映的思想特征,可以确定诗歌创作年代。郭璞以其《游仙诗》十九首确定了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历来研究者对其研究也主要针对其十九首《游仙诗》,对四言诗的研究涉及较少。魏晋诗歌因为“四言正体”与“五言流调”在创作形式上的不同,其表现出来的总体特征也存在很大差异。郭璞这两种不同形式的诗歌,在思想内容与艺术特征上表现出了很大的差异。郭璞的诗歌深受西晋时期诗歌典雅化传统的影响,特别是四言诗基本沿袭了西晋诗歌典雅化的传统,而《游仙诗》十九首则反映了西晋后期诗歌的新风气,属于两晋之交诗歌中的别样一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