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依靠不平等条约的庇护,西方来华基督教教会纷纷将传教的触须进一步伸向华北和中国腹地,美以美会女布道会也加入了这一行列。该会成立于1869年,是美国成立的第二个女子宣教团体,也是众多女布道会中最独立的一支,女差会的成立使得海外妇女传教运动有了独立的组织形式。美以美会女布道会成立的初衷就是向海外非基督教国家传道,因此女布道会成立之初,就不断向海外国家派遣女传教士,中国亦是其重要的布道区,1871年女布道会来华,同年开始在华北地区的工作,至1939年并入卫理公会止,女布道会在华北广袤的土地上,以女校和妇婴医院为中心开展了一系列传教工作,来华女传教士受过高等教育,文化水平高,她们的言行举止对当地女性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教会女校培养出来的女学生,她们的女性性别意识日益凸显,在女布道会的影响和帮助下,其积极参与社会事务,成长为新时代的教会职业女性。为开展传教工作,女布道会在华北开展了一系列教育、医疗工作,其中以天津妇婴医院、北京慕贞女子中学及天津中西女子中学最为有名。天津妇婴医院作为一所综合性的近代女子医院,以妇孺为医治对象,既为中国女性带来了西医诊疗的技术,又为中国妇女创造了良好的就医环境。妇婴医院附设益世高级护士学校,努力按照西方的教育模式、教学标准培养医学人才,为妇女医疗提供了必要的充足的医务人员,推动了西医教育模式在我国的确立。早期来华的医学女传教士拥有良好的医疗技术,通过医疗减轻中国妇女身体上的病痛,许多妇女在其影响之下,接受医学教育,从事行医事业,获得了职业生活和独立的经济地位,摆脱了作为男子附庸的境地,成为新一代的职业女性,从这方面来说,女传教士扮演了医者和教育者的双重角色。而这部分中国女性在求得独立后,又积极参与社会救助活动,突破传统家庭的范围,更好地为社会服务,履行对国家的责任,塑造了新的女性形象,成为新时代女性的典范,进一步激发了中国女性意识的觉醒。北京慕贞女中和天津中西女中是女布道会在华北开办的最为重要的女子中学,作为教会女中,其既有共性,又有不同之处。慕贞女中是女布道会在华北创办的第一所教会女子中学,是女布道会借教育传教的典型,学校格外重视宗教教育,宗教氛围浓厚,实际上形成了一个以女校为中心的福音传播网络。但是慕贞也开设了各类通识课程,教给学生其可以在社会上立足的实用知识。最重要的是,慕贞在学校的管理、学习和生活中向学生输入了西方近代女性特质——虔诚、纯洁、顺从、齐家,并通过学习和组织各类校园活动不断巩固这些品质,慕贞的本意是在基督教义的基础上实现男女平等的性别观,在一定范围内实现女性解放,尤其是接受教育的学生,经过进一步学习后,有更多的机会进入公共领域,从事教师及其他职业,成为独立女性。中西女中是继慕贞女中之后女布道会在华北创办的第二所女子中学,中西女中希望其所培养的女生温顺而贞洁,有淑女气质及大家风范,不过其所传播的知识,开展的种种活动有助于妇女性别意识的提升和凸显,与慕贞女中一样,中西女中在西方女性特质输入及女性启蒙方面起了一定作用。上述两所学校培养的女性有共通之处,教会女中培养出来的学生并非都是基督徒,她们后来大多成为城市中产阶级,成为新时代的教会职业女性。这些职业女性对待自己的工作尽心虔诚,呈现出一种群体性的谦和特征,而在政治表达方面这些女性则明显温和而保守,态度激进者相对要少。美以美会女布道会来华后,在传播基督教义的同时,也传播了基督教的性别观,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促使中国女性对自己的社会角色重新定位并实现角色的转变,拓展了女性的生存空间,打开了晚清男权社会的一道裂缝。应当指出的是,该会所倡导的基督教性别观与中国传统的性别观有相似之处,但也有本质的区别,基督教所倡导的男女平等,是基于基督教义之上的男女平的性别观,这种性别观念在当时尽管表现出一定的进步性,但也有很明显的局限性,其主旨是希望培养女信徒,在中国建立基督化家庭,以此来影响中国社会,这种鲜明的宗教意图与当时中国社会妇女解放运动主流的世俗化趋向形成某种紧张关系,自然减弱了其影响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