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先锋文学的重要作家,余华以其最初的“暴力”与“死亡”叙述而给文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余华以“暴力”与“死亡”为中心,构建起了自己别具一格的艺术世界,但余华之所以能够为学术界所推崇,并不仅仅在于此。余华在“暴力”之外,还将对“父亲”的书写纳入到了自己的艺术世界当中,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构建起了属于自己的“父亲”世界。从先锋时期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四月三日事件》等中短篇小说,到九十年代中期发表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直至2005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兄弟》,对“父亲”的书写是余华创作过程中始终坚持的一个方面。余华对“父亲”的书写有着一个嬗变的过程。在早期的先锋作品中,由于童年特殊的经历、文革记忆以及先锋文学的影响,当“父亲”进入余华的艺术世界后,余华充满了对“父亲”的怀疑和批判,塑造了一系列丑陋的、颓废的、龌龊的父亲形象。通过对“父亲”的丑化处理,余华对人性深处潜藏的恶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展示和揭露。余华扛着先锋文学的鲜明旗帜,以反叛和革命的精神,不仅较为彻底地颠覆了传统文学的叙事策略,颠覆了父亲威武庄严、说一不二、凛然不可侵犯的传统形象,而且以怀疑心态和强烈的批判精神,对“人”、对大写的“父亲”、对现实和理性社会中的文明和秩序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嘲弄,同时将人在无父状态下的焦虑和窘迫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余华发表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这两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余华开始对先锋文学进行理性的审视并与之保持了一定距离,逐步放弃了先锋时期的写作策略。余华开始尝试立足现实,关注现实,以底层小人物的喜怒哀乐为素材进行创作。在这两部作品中,余华笔下的“父亲”与先锋时期的“父亲”明显不同,他不再以决绝的态度丑化“父亲”,“父亲”开始向传统回归。到了新世纪发表的《兄弟》,余华更是塑造了他心目中的理想父亲宋凡平,这些“父亲”在具有人性缺点的同时更具慈祥、善良、坚毅等人性之光,这种转变的原因与先锋落潮后余华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人生感悟的丰富和写作的日益成熟等一系列因素不无关系。在先锋与传统的交织、融合中,充满了余华对文学的忠诚和求新求变的探索,这种探索不仅在余华构建的“暴力”奇观中得以表现,而且通过余华始终不渝的“父亲”书写得以加强和印证。而在“父亲”形象不断变迁的背后,隐藏着余华对社会、对人的思考和终极关怀,余华小说中的“父亲”书写在此显示出了独特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