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在高增长的背后,增长动力不足、经济结构失衡、能源过度消耗、生态持续恶化、收入差距拉大等问题逐渐凸显。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在促进经济增长、提供公共服务、调节收入分配、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面对国内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复杂形势,以及国际环境的进一步趋紧,财政收支矛盾更为突出。在这种局面下,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公共财政必须摆脱既定思维模式的束缚,推动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国家治理体系改革。本论文基于国家治理理论,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理论,主要探讨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政府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如何动态调整以提高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和缓解社会主要矛盾的现实问题,以及由此延伸出的科学问题:在当前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下,政府财政支出效率如何?财政支出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关系如何?市场化进程、合法性和社会资本在其中分别起怎样的调节效应?采用理论及定量方法综合分析我国财政支出规模和结构优化的机理问题。具体如下:第一,从高质量发展背景出发,建立了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并计算发展得分。研究发现,各省级政府在创新、绿色、开放与共享维度发展呈现提高趋势,而协调发展维度得分呈下滑趋势,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较为严重。第二,运用DEA方法和Malmquist指数方法对省级地方政府支出结构相对效率进行了测算和时空特征分析。研究发现,我国政府支出结构的相对效率时空差异均很明显。时间趋势上,呈现出波动变化特征,但整体呈下滑趋势;空间分布上,发达地区的效率相对要更高。第三,基于政府职能理论、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合法性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对政府财政支出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关系以及市场化水平、合法性、社会资本水平对二者关系的调节效应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政府财政支出规模与高质量发展水平呈倒U型关系;建设性支出、维持性支出、社会性支出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分别为不显著、负相关与正相关。市场化水平有利于扩大财政支出对经济发展的正效应;合法性对政府支出规模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关系不存在显著调节效应,但对支出结构存在显著调节效应;社会资本对经济高质量发展都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社会资本对支出与发展关系存在正向交互效应。第四,基于社会信任来源理论,从公众感知满意度视角,系统分析了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行为对公众社会信任的影响及其机理。研究发现,政府财政支出规模与经济建设性支出降低公众社会信任水平,而公共服务性与社会管理性支出的增加提高公共信任水平,环境保护性支出对信任影响暂且不显著。人均GDP增长率、公共服务满意度、社会管理满意度、公平感知对政府财政支出与社会信任关系起到中介传导作用。其中人均GDP增长率的提高不能带来社会信任的提升,反而因为挤出其他方面的支出而导致社会信任的下降。这也再次验证了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单纯的物质将难以满足人们的预期,通过稳定经济增长来提高信任的做法已越来越失去市场。而通过加强公共服务职能带来更多归属感,加强社会管理职能带来更多安全感,成为提升信任的主要来源。第五,户籍制度等一系列城镇偏向制度造成了城乡分割与城市内部二元结构共存的局面,形成了原市民、新市民、流动人口和农村留守人口的独特人口结构,以及不同户籍身份群体拥有的结构型社会资本与认知型社会资本的逐步变迁。研究表明,政府财政支出、社会资本其他结构变量都显著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随着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的提高,结构型社会资本对收入差距的扩大作用将会明显缓解,而认知型社会资本则相反;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将会缓解认知型社会资本对收入差距的扩大。因此,不能一味地提高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而忽视户籍人口城镇化,还要让农业转移人口享受和市民一样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基本公共服务,让他们更好地融入城镇社会,进一步刺激人口流动。本论文的创新之处有3个方面。(1)基于国家治理理论,在政府—市场—社会的宏观框架下,分别从市场化进程指数、合法性、社会资本的调节效应出发,探讨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阐释了中国财政故事,丰富和拓展了原有“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的理论体系。(2)基于政府职能理论与公共感知满意度,探讨了政府财政支出对社会信任的影响,为从政府财政支出角度来提升社会信任感提高了有益的思路。(3)在政府—市场—社会现代化治理框架下,探讨在常住人口城镇化与户籍人口城镇化进程中,政府财政支出、市场化进程与社会资本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为缓解城乡发展不平衡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