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当代作家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1947-)与石黑一雄(KazuoIshiguro),V.S.奈保尔(V.S.Naipaul)并称为英国后殖民作家三杰,《午夜的孩子》(Midnights Children)是拉什迪蜚声英国乃至英语世界文坛的首部、也是其最重要的代表作。《午夜的孩子》1981问世伊始,即获当年的布克文学奖,在1993年、2008年布克文学奖成立25周年和40周年之际,《午夜的孩子》更荣获布克终极荣誉奖(“Booker of Bookers”)和布克最佳文学作品奖。《午夜的孩子》讲述了一户居住在印度克什米尔地区印度穆斯林家族三代,由于战争、宗教、民族、政治等错综复杂的因为,在印度半岛上几经辗转、在形形色色的人群和地缘中找寻安身之所,获得族群、个人和国家间认同的故事。故事以萨利姆·西奈(Saleem Sinai),这个家族第三代的男性一员,作为整个家族史的叙述者和部分参与者,同时,他又在整个小说中充当作家这一角色,对于整个家族史的叙述进行延续或缩短,评论、穿插和打断。本论文以《午夜的孩子》为中心,探讨后殖民主体在当今世界的身份定位问题,并提出离散身份是后殖民主体现实身份的真实写照。　　 离散身份最早由英国文化理论者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提出,指一种既有别与传统文化叙事,也有别于家庭、个人、国家、性别等虚构统一体的新的文化身份。在论文第一章“亚洲的犹太人／印度的穆斯林们:后殖民主体和离散身份”对于离散身份的理论梳理中,结合《午夜的孩子》中印度穆斯林之争,提出后殖民语境下三种身份认同机制,分别为民族-国家身份认同,后现代意义上的精神错乱者／分裂主体身份,以及介于统一国家民族,融合乡土情感和地域政治,同时受到西方进步叙事冲击的离散身份。文中萨利姆一家原先住在风景秀美、民风淳朴的喀什米尔地区,由于受到印度国内穆斯林之争的影响和战乱时期的政治冲击,先后迁离喀什米尔,再往孟买,历经印度独立战争的洗礼。由此看来,离散身份是分裂的二元现代性的产物,并在后现代和后殖民的大潮中得以演化发展；以解构主义思想来看,离散身份正是一种在时间上被无限次延宕,在空间上经受散播、误读、重置,艰辛与无奈并存、大度和洒脱必须的新的身份政治。除此,本文厘清中国传统意义上家、国、乡／乡党与现代意义上离散的关系。　　 本文的第二章“言说过往:历史编纂元小说和历史书写”集中对小说《午夜的孩子》离散身份中时间问题进行探讨。在叙述手法上,小说采用后现代叙事中的历史编纂元小说手法(Historiographic metafiction),淡化经典叙事所强调的故事性(story-telling),而以叙事者的双重身份在叙事中的历史和叙事中的现实间自由置换,从而凸显历史中被压抑和隐藏的边缘群体因素,在叙事的复调中彰显边缘群体的声音,换言之,历史编纂元小说有助于自反式民族志书写和表达。　　 第三章“隐蔽的空间:回忆、身体和家园”空间政治中,本文采用法国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家亨利·列雯伏尔(Henri Lefebvre)的空间理论,即空间既是生产的场所,也是充满矛盾和斗争、异质性的置换场所,具体探讨小说文本中英国殖民者遗老和被殖民者之间对于印度的空间占有和习俗传承,印度女性在空间问题上、尤其是家庭空间上与男性的冲突,喀什米尔地域保护主义者和外来者的斗争等。由此可以看出,在对空间的书写中,文本采用多点式民族志的书写方法,既为读者展现一个充满杂声的大干世界,也创造了属于每个民族、个人和家庭的想象领域。　　 无论是在离散身份的时间还是空间书写中,都不约而同地突出异质和反中心倾向,在此指导下,一个大写的印度历史(HISTORY)成为无数人口耳相传的历史叙事(histories)，一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政权领土(SPACE)变成无数身份竞相登场和占有的细小空间(spaces)。结束语“梦寐以求:个人英雄和行动力”中提出,尽管作家拉什迪对小说文本中创造的M.C.C.(MidnightsChildrens Conference)／“午夜孩子公会”这一各显神通、近乎超能量的民间组织未能完成收复分裂的世间百态这一任务采取了包容的态度,并依旧豪情万丈地将希望寄托于下一代无数个孩子们,但作为当今时代的我们,也许应该在更宽广更深刻的范围重思身份问题,身份政治的根源在于世界完全彻底的二元对立,不论是自我实现的生命哲学,逍遥自得的民间快乐,或是兼济天下的进步官员梦想和清明朝政的勇气决心,都不能彻底解决身份认同的困境,也许内外兼修、上下并进、所有人共同有良知和意识的努力才更重要。正如试图铲除一切中心和权力的解构主义者雅克·德里达所说,解构的终极不是一种游戏和放任,而是“通过转变来肯定,是一种政治和伦理姿态,一种肯定、投入和姿态”(张汝论284)。正是基于此种行动力和责任感,我们才能完成哈贝马斯所称祛除“日益殖民化的日常生活”(the ever colonized everyday life),继续现代化“未完成的宏图”(unfinished project),或是胡塞尔所渴望的“悬置”(epoche)和“回到原点”,才能从《午夜的孩子》中看到不仅可以“反写历史”(write back history),更能担当重写此刻的勇气和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