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二战后GATT的建立，经济全球化正式在世界范围内拉开了序幕，它以发达国际为主导，代表着一种先进的生产方式，反映了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经济全球化加速了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和优化配置，贸易自由化、资本国际化等因素推动了全球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升级。然而，全球化在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或加剧了一些社会问题，如贫困、失业、环境恶化、社会解体、贫富差距扩大以及某些最不发达国家被边缘化等。以1999年底在WTO西雅图部长会议期间发生的大规模反全球化和反WTO的抗议活动为重要标志，从日内瓦到达沃斯、东京、热那亚等，凡是涉及世界贸易和经济的国际会议，总会出现大批的抗议者。反全球化团体反对WTO的一个重要理由是，以欧美等发达国家为代表的WTO是一个不公正的体系，是仅仅为跨国公司谋取利益的工具，是造成环境污染、高失业率、剥削劳工、践踏人权、侵害国家主权等问题的罪魁祸首，并且WTO是造成最不发达国家贫困程度加深、南北方贫富差距加大的重要原因，甚至指责WTO是杀人工具。因此，怎样将人权保护和WTO体制下的贸易自由化相协调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本文主体共分三章。第一章作为全文的基础和铺垫主要论述贸易与人权在历史上的联系，并结合学界对贸易和人权关系的各种理论分析了将人权保护纳入WTO体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笔者认为虽然WTO贸易与人权存在诸多差异，但WTO的根本目标还是为了更好的实现和发展人权，因而能够将人权融入WTO体制中。　　第二章主要从发展权、环境权、健康权、劳工权以及私人诉权等五个具体的人权领域入手，在介绍这些权利的内涵和发展历史的基础上分析WTO体制下贸易自由化对这些与贸易联系紧密的人权造成的不利影响，并在其后综合分析了造成贸易和人权冲突的原因。　　第三章集中于探索通过何种路径将人权保护和WTO体制下的贸易自由化协调起来。本部分首先介绍欧盟和北美将贸易与人权协调的有益经验，而后归纳总结了目前学界提出的各种进行协调的方案，并简要分析其利弊，最后笔者提出自己的建议，即选取WTO协议中的一般例外条款作为突破口，通过对这些条款的人权解释，使人权保护能较为容易的融入WTO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