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由绪论、正文五章和结语构成。绪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进入中国的短短十余年间,带来民间文化的话语转变以及地位提升,本文将这种变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置于转型期的宏观视野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视角来考察,并按照从“前非物质文化遗产”时代到“后非物质文化遗产”时代的发展脉络梳理,通过学术与民间的对话,运用文化研究的相关理论,以话语分析的方法切入,在把握民间文化话语向非物质文化遗产新话语的转化以及反思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民间文化自身话语实践的活力与可能,由此为转型期民间文化理论的构建做一点努力。第一章民间文化的边缘型话语形态这部分主要考察“前非物质文化遗产”时代民间文化场域的特点及其既有的话语形态关系。这个时期正是民间文化复兴,非物质文化遗产话语还未进来,民俗学、民间文学等相关学科恢复重建及争取学科话语权的阶段,但总体上民间文化在社会分层中还处于边缘地位,并且文化革命的旧有遗产观仍具有很深的影响。这个时期,反而是人文学科领域兴起了“文化热”及“文化研究热”,由此带来民间文化在一种二元关系模式中被看视、被利用及被表述。只有在不同的话语框架中进行辨析,才能找准民间文化的定位及问题。第二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新话语及其话语转化这部分主要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带来的新话语进入民间文化场域后,如何打破二元关系模式,改变民间文化在场域中的弱势地位,使之发生价值位移,由此改写并建构民间文化新的表述。因此,专家学者如何衔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并将之转化为本土概念的过程是为关键,具体包括对其概念、属性、价值、权利等进行的话语阐释,民间信仰发生的话语转化,以及重返《公约》的话语再解读。支撑这部分论述的是来自全球现代性视野下的遗产(观)的政治话语,以及文化多样性的价值话语的外部对接;同时,中国内部的“文化革命”话语的终结与“文化自觉”话语的开启,构成了这一时期学者视界的主调。这部分主要展示民间文化场域中多方力量介入引发的话语接合与博弈的共时情景。首先是国家层面如何通过文化政策和行政制度将民间文化纳入到以名录为核心的非遗保护体系以及转型期文化重建当中,进而融入国家叙事的主旋律;其次是市场运作如何通过将遗产资源变成文化资本,在文化产业、旅游业的兴盛中,促使民间文化既焕发生机活力,又发生变异变质;再次是学术精英如何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话语进行多学科的整合和经典化运作,并使学术话语由学院延伸到社会公共领域,介入文化实践。鉴于各方力量在与民间文化的互动过程中,从自身利益出发,各取所需,因此,有必要从民间文化的角度反思“非遗”运动中的遗产化、资本化、经典化等弊端,助推遗产话语实践的多样化、民主化的实现。第四章时空体与日常实践的文化生态这部分开始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话语研究转入文化实践,主要研究民间文化本体的时空框架(时空体)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渗入其中形成的文化生态之间的关系。非物质文化遗产给民间文化生态带来的最大改变在于空间、时间与社会的扩展。空间方面,以联合国提出的“社区参与”理念贯穿“文化生态保护区”和“传统村落”两种空间扩展类型,而最终的落脚点是民间创造的微观的日常文化实践空间;时间方面,以传统、节日、历史、记忆这样一些关键性话语为依托,在变与不变、日常与非常、历史化与去历史化的张力之间,分享时间体验;社会方面,以人为出发点,考察人与时空的关系、知识生产中学者与民众的关系,日常生活与公共文化的关系。由是,民间文化存续的具体时空及其对于生活其中的人们的意义,在经过筛选命名升格为国家乃至人类文化遗产之后,带来全球与地方、传统与现代、自我与他人之间广泛的互动与关联。第五章文化记忆与传承机制的身体实践这部分主要研究作为民间文化根性的文化记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理念强调的传承机制之间的关系。由此切入,在民间层面发现记忆的各种表征及话语实践的创造力,以此来对抗、反思主流层面的官方话语(非物质文化遗产话语)的僵化、同一性、秩序化、各种规约,继而保持民间文化混沌、异质、开放、活泼、变化的生命力,以及作为边缘的革命性和日常生活的自在状态。这部分主要通过传承人口述史对身体记忆的捕捉以及把话语权归还给民众、天津皇会文化展激活民众群体的“再记忆”机制、纪录片对于申遗片遮蔽遗漏的边缘记忆的显影等案例,说明民众主体的自觉及民间文化的传承如何通过文化记忆这一具有文化认同性和生产性的机制而得以表达。第三章民间文化场域中的话语接合与博弈结语:重归在野之学及民间文化的再认识这部分在总结正文五章内容的基础上,深入思考“后非物质文化遗产”时代民间文化的命运及民俗学学科的道路问题。“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场运动终将过去,其后民间文化将何去何从?这是一切心系民间的学者的最大关怀。在对民间文化的边缘性、起源性、流动性、混沌性、主体性再认识的基础上,主张“重归在野之学”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