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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了解衡阳市国有企业员工职业倦怠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为今后国有企业员工职业倦态的干预提供依据。方法:采用多阶抽样的方法，先分层再整群抽样后随机抽样的原则对衡阳市4所企业部分员工进行了职业倦怠及其影响因素的问卷调查，职业倦怠的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运用秩和检验及简单相关方法分析；多因素分析采用多元线性回归。结果:衡阳市国有企业员工从三个维度的重度职业倦怠发生率分别为EE（29.1%），DP（68.3%），PA（92.1%）；企业职工在职业倦态的三个维度的表现为;EE得分中位数为21，为中度倦怠水平，DP和PA得分中位数分别为11和20，为重度倦怠水平。职业倦态的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男性员工的倦怠在DP维度上高于女性员工且差异存在显著性(P﹤0.05)；4个年龄段职业倦态在PA,DP两个维度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婚姻状况在EE和PA两个维度职业倦态的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文化程度的员工在EE和PA两个维度上职业倦怠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的工作年限的员工组，在职业倦怠的三个维度的得分差异也都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的职称员工组，在职业倦怠EE维度和DP维度两个得分上有差异和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工种在EE和DP两个维度职业倦怠得分差别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用工性质在三个维度职业倦怠得分差别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编制外合同工在情感衰竭（EE）和去人性化（DP）两个维度职业倦怠要高于编制内员工;是否独生子女在三个维度职业得分差别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不同的年收入在三个维度职业倦怠得分差别上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企业员工的个人收入水平在职业倦怠三个维度上的得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的福利待遇的国有企业员工职业倦怠在EE和PA两个维度上得分差别上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压力源与职业倦怠的相关性显示，专业工作总分与EE之间存在正相关(P<0.05),与PA存在负相关(P<0.05)；工作量总分与EE之间存在正相关(P<0.05),与PA存在负相关(P<0.05)；工作环境总分与PA存在负相关(P<0.05)；员工工作总分与EE和DP之间存在正相关(P<0.05)；管理总分与EE和DP之间存在正相关(P<0.05)，与PA存在负相关(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对职业倦态EE维度产生影响的变量为用工性质，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文化程度、是否独生子女、累计工作年限、年收入情况、职称、目前为你办理保险的是、工作量总分、工作环境总分、管理总分；职业倦态DP维度产生影响的变量为婚姻状况、是否独生子女、年龄、职称、年收入情况、目前为你办理保险的是、管理总分；对职业倦态PA维度产生影响的变量为性别、婚姻状况、是否独生子女、年收入情况、是否以企业收入为主要经济来源、专业工作总分、工作环境总分、员工工作总分管理总分。结论:衡阳市国有企业职业倦怠发生率高，特别是个人成就感方面重度倦怠率高达92.1%；国有企业职工的压力水平介于一般与较高之间。性别、用工性质、工种、婚姻状况、文化程度、工作年限，职称、年龄，及压力状况等是职业倦怠的重要影响变量。国有企业职工压力越大，职业倦态程度越高，它们之间存在正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