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党的其工作重心也由夺取政权转向巩固政权,由革命战争转向经济建设和发展生产力。要建设新中国就需要有大量政治觉悟高、有真才实学的专业人才队伍作为支撑,而当时人才的数量和质量远不能满足国家建设的需要。因此,中国共产党一方面通过团结、改造旧知识分子为国家服务;另一方面,通过有计划、有步骤地培养工农干部和工农青年,将他们培养成为新型知识分子,成为新中国党和政府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本文以北京市工农速成中学为考察对象,对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才培养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探求其历史经验与启示。第一章,主要论述工农速成中学的历史渊源。五四运动前后在中国大地上兴起了以“教育救国”为宗旨的平民教育运动,平民教育最终被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逐渐转变为以改造社会,进行政治启蒙为目的的工农教育运动。大革命失败以后,党的战略重心转移到农村,带有速成性质的工农教育在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过程中,起到了动员、组织、教育广大工农革命的重要作用。苏区工农教育、抗日战争时期的工农教育以及解放战争时期的工农教育既有速成性、为革命战争服务等工农教育的一般特征,也表现出各个时期工农教育的阶段性特点。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创办工农速成中学,一定程度上是革命根据地时期工农速成教育的延续并加以正规化的过程。第二章,主要分析工农速成中学创办的社会背景。创办工农速成中学是教育向工农开门,教育为工农服务的党的教育方针的具体体现,这种教育方针是新民主主义国家政权的性质决定的,它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工农阶级对科学文化知识的迫切需要,激发了工农阶层建设新中国的热情;同时,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对人才队伍提出了新的更高的需求,而当时人才队伍的质量和数量还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党和国家将人才培养的重点放在了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知识分子上;再者,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缺乏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经验,在国家建设的各个领域全面学习苏联,苏联的教育理论和办学模式深刻影响中国教育,工农速成中学也是学习苏联教育的产物。第三章,主要从纵向上历史地考察北京市工农速成中学的沿革历程。北京市工农速成中学发展轨迹基本上与整个国家工农速成中学的发展演变相似,大概经历了试办、定型、推广、附设、停办等几个发展阶段。所不同的是,北京市工农速成中学与国家有关工农速成中学政策调整之间并不是单向的自上而下的被动执行,而是存在着更加紧密的“互动”和相互影响,形成了双向的共同演进机制。无论从附设于高等院校还是分类教学计划的实施,都可以看出北京工农速成中学的实践探索与国家顶层设计之间的互动关系。由于各自情况不同,北京市各个工农速成中学又都在相对统一的历史沿革过程中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样态,从而为世人展现丰富多元的办学景象。第四章和第五章,主要是深入工农速成中学内部分析北京市工农速成中学的教学和组织管理情况。北京市工农速成中学的教学改革实验既不能脱离普通中学的课程结构和教学模式,又要在升学任务的驱动下实施有利于“速成”的教学计划,这种两难选择使得北京市工农速成中学一方面需要在总体上进行课程、教材、教法的实践探索,另一方面,在不同学科的教学上又要保持各个学科的教学特色。在学校的组织管理上,北京市工农速成中学由于承担着实验的任务,因此在招生管理、学生管理、师资待遇、毕业生等办学的诸多方面都进行了许多具有新意的探索和尝试,为中央教育部制定全国性的工农速成中学组织管理措施提供了必要的参考和借鉴。在招生上,依据国家规定的招生条件严格加以执行落实;在学生管理上,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妥善解决学生入学待遇以及学生退学问题,解决工农学员的后顾之忧;在师资管理上,优先保障工农速成中学教师的待遇和编制,为工农速成中学的成功举办提供坚强的人才保障。这些举措为工农速成中学最终取得办学成效提供了必要的支持和保障。第六章,主要对北京市工农速成中学的办学模式进行总结与反思。北京市工农速成中学的主要特点有三:一是,教育对象是带有浓厚政治底色的工农成人青年;二是,教育的目的主要是为学员升入高等学校做准备;三是,教育的方式强调“速成”,用3-4年的时间完成中学6年的课程任务。北京市工农速成中学办学基本经验是:加强党对工农速成中学的领导;认真贯彻“试验先行,稳步推进”的办学思路;建设一支热爱工农教育事业、又红又专的教职工队伍;把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重心放在激励学生为建设国家而努力学习上。在历史上,北京市及其他地区的工农速成中学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工农阶层受教育的权利,巩固和维护了新生的国家政权;提高了工农干部的文化水平,为新中国培养了大批的建设人才,为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巩固和把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同时也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教育制度的设计提供有益的尝试和借鉴,其历史作用是值得肯定的。工农速成中学自身也存在着一些自身难以克服的矛盾和制约因素。首先,工农速成中学是苏联“学术性”教育模式和延安“革命性”教育模式的简单糅合下产生的,但这两种教育模式之间并没有像预想的那样“自然而然”地形成合力;其次,将革命“速胜”的思维简单地转变为教育“速成”,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教育的复杂性和长期性,虽然学生的学习热情普遍较高,但由于学生基础较差、学业负担过重,使工农速成中学的学生在身体和精神上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教学质量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