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因果关系,刑法学家区分了两个层次:事实上的因果关系和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然而,根据本文的论证,这种归因和归责的区分是不可能实现的。一方面,归因问题看似是一个纯粹的描述性问题,但“原因”和“结果”这两个概念本身已经蕴涵了规范性;另一方面,一个归责理论的构建不可避免地需要一个程序性理论,而这个程序性理论可以保证将结果稳定地“归责”到原因上去。但是,只有因果“关系”理论才能提供这样一个程序性理论,因此因果理论本身就是归责理论构成性组成部分,而试图将它们分离判断的做法是错误的。因此,我们有必要从“归因+归责”这样的判断模式转向另一种更加根本的模式,即“‘原因’+充分性+‘结果’”的模式。理论上存在多种关于原因和结果之间的关系理论,例如传统的条件理论、INUS条件理论以及合法则的条件理论。但是由于它们具有某些根本性的缺陷,所以无法解释刑法因果关系的本质。显而易见的是,必要条件理论和充要条件理论或者由于太宽泛,或者由于太狭隘而已经被各种当代主要因果理论放弃,大多数人倾向于用一种充分条件来描述因果关系。INUS条件理论主要是一个有关充分条件因果关系的概念理论,但它缺少一个断定单称因果的技术规则,并且在其最核心的论述上运用了假定因果关系的思考思路,而这应当是加以拒绝的。合法则条件说不但提供了一个有关充分条件因果关系的概念理论,而且给出了认定因果关系的操作规则,因此是一个较为一致的理论。但是,由于它错置了因果解释和科学解释之间的关系,错把定律放在解释之前,所以对于因果性提出了过于严苛的要求。而通过对条件说的进一步修正,可以发现条件说不仅仅能提供一个因果解释理论,而且在判断思路上也比合法则条件说更为根本。这涉及到对条件说的修正。借助于对三类语句的考察,可以发现反事实条件句在逻辑上不同于实质蕴涵句和严格蕴涵句,而只有反事实条件句能和因果关系建立起联系:反事实条件抓住了我们对于因果性的这样一种根本的直觉——反事实依赖,即原因的变化会使结果发生变化。然而,由于条件说仅仅提供了一个粗糙的技术规则,而缺乏一个完整的概念理论,这使得它很不完整。但是借由新理论的引入,条件说完全可以提供一个概念理论。透过这个概念理论,我们可以重新思考条件说的判断规则。要引入的这个新理论是“介入主义因果理论”,它在反事实框架内从一个实用意义上重新理解条件说,并且给出了一个对条件说的判断公式的理论说明:实用意义上的必然性。因此,修正后的反事实条件说持有如下判断公式:如果有A就有B,并且,若无A则无B,那么A就是B的原因。这种修正后的反事实条件说能否运用到刑法那些价值负载的规范性命题上需要得到充分的说明。相比于干预,在刑法中行为人发生支配的场合几乎必然具备因果关系,而这种因果关系相异于事件因果关系,因为它是存在于有理性、有主动性的行为人与其他行为人之间的因果关系,受到行为人自愿的、没有被必然化的控制。我们把这种因果关系称作“行动者因果关系”。与事件因果关系相比较,行动者因果关系的特点来自于它的非决定性。然而,通过重新诠释必然性这个概念,我们并非没有理论资源协调这个特性:这个意义上的必然性是一种实践意义的必然性,而非物理意义上的必然性,因此只要是行为人是自由地和自愿地决定采取某个行为,他就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即使他的行为从旁观者的观点来看并不那么绝对。这种因果关系带给我们对于刑法上“行为”的全新的理解:行为不能是一个实行行为,而是目的行为。因为在语言逻辑上,行为人的意欲和行为之间存在语言描述上的相关性,因此行为都是有目的的。但是在实行行为论或者客观归责理论看来,目的行为论对行为的这样一种自然主义理解可能无法容纳行为的规范性思想,而后者才是更重要的。但是,借由工具合理性这个概念,目的行为论有足够的理论资源解决这个困境:目的行为的规范性体现在工具合理性当中,即如果行为人意欲Y,并且他认为通过做X他就能实现Y,那么他就应当做X;否则就是实践上错误的。对于工具合理性原则的违反是一个人对自我承诺的违背,这决定了我们能否正确评价一个人。因此目的行为论能够容纳“规范性”的思想。最终,修正后的条件说可以拒绝掉以往对条件说的那三种指责。针对条件说错误论,可以发现条件说和假定因果关系不仅在技术上、而且在概念上都能区分开来,而择一因果关系涉及到的案例仅仅是多种情形的混合:它要么是假定因果关系,要么是累积因果关系,要么就是存疑有利于被告人原则的适用情况;针对条件说无用论,反事实思考要比要比合法则条件说更根本,因为在来源上,反事实思考要先于因果定律,在判断上,它也并不预设定律给出的那种要求;针对条件说宽松论,可以发现修正后的条件说的反事实依赖思想能够为行为对结果的充分性解释提供重要的关系支撑,因此,只要是行为和法益侵害结果之间具备一种实践必然性联系,就可以完成责任的归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