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在二氧化碳年排放总量上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碳排放国，2011年我国的碳排放总量占世界总额的28%，面临着国内环境恶化和国际上要求我国加大节能减排力度的双重压力。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的碳排放量之所以增长迅速，一方面除了与我国现行的经济结构有待优化、经济增长方式亟需转变和环境保护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外，与日趋自由化的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也息息相关。我国的长三角地区经济发达，对外开放程度高，已经成为国际资本流入的主要地区，2011年长三角地区吸引的FDI就已超过全国总额的50%。大量FDI集中流入长三角地区，在给该地区经济增长注入强大动力的同时，是否也进一步加剧了该地区的环境恶化，正成为人们越来越关注的问题。本文以长三角地区为研究对象，以该地区FDI和碳排放之间的关系为研究重点。在梳理回顾了以往国内外学者对于FDI和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长三角地区这两者各自的历史演变轨迹和现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以往该领域的研究大多侧重于FDI从某一层次或途径对东道国环境的影响，因此其理论基础也大都对应地以EKC曲线、污染避难所假说、污染光环假说、波特假说等经典理论中的某一单独理论作为理论依据，这种理论选择虽能契合各研究的重点，但也可能存在忽略了FDI从其他途径影响环境的可能性。为了能更全面的考察FDI对东道国环境的各种影响机制，在仔细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选择了相对系统的分解效应理论，从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和环境管制效应四个方面，对我国经济增长极——长三角地区的FDI和碳排放的关系做了较为深入的理论分析，并提出了初步的分析结论。鉴于FDI和环境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互相影响互为反馈的系统，单一方程模型无法准确刻画各个变量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因此笔者通过构建联立方程组模型，来对长三角地区两省一市1999-2011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与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从分解效应上看，长三角地区FDI的规模效应产生消极作用，FDI存量每增加1%，就会引起碳排放量增加0.1554%，FDI通过经济规模扩张途径恶化了该地区的环境；结构效应上，长三角地区的FDI也产生了消极的效应，FDI的流入并未明显改善该地区的产业结构，也未能在结构效应上降低该地区的碳排放量，FDI对该地区碳排放的影响系数为0.0334，这说明FDI在整个长三角地区的产业分布还主要是集中在碳排放较重的行业；环境管制效应产生负面影响，FDI的弹性为0.0363，说明该地区存在环境保护体系不完善和环境管制不力的现象。尽管从技术效应上看，由于FDI的进入也带来了一定的先进环保技术和环境保护管理经验，从而产生了一定的积极的技术效应，FDI每增加1%，可以有效减少0.0496%的碳排放量。但从FDI的整体效应上看，进入长三角地区的FDI整体上还是加剧了该地区CO2的排放量，碳排放量对FDI的弹性系数为0.1756，即FDI每增加1%，就会多产生0.1756%的二氧化碳。最后，在总结研究结论的基础上，就如何进一步加强对FDI的管理，协调FDI与碳排放的关系，提出了对策与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