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艾轩学派理学家林希逸所注的《庄子口义》就义理阐释而言首次在对“三教合一”的自觉体认中善意地调和儒道矛盾，就散文评点而言首次在散文技法层面对《庄子》进行鉴赏评析。而本书亦自对《庄子》的涵泳中体认原著者的境界与风神，并与注者的主体人格精神发生互动，这些都在庄学史上有草创之功。宋人治学，不重训诂，而致力于阐发义理，注者所属学派对于三教的门户之别也较为开放包容。在这两个因素的影响下，注者在阐释义理时立足《庄子》文本，使用开明而平易的章句工夫，尽可能还原《庄子》本意；且采用同情的诠释方法，自觉意识到了儒释道三家对重要哲学概念的阐释和学派的理论宗旨具有某种共通性，从而善意地调解三家矛盾。《庄子口义》对《庄子》的散文评点较多关注于技法，评点模式也多主观感悟，少理论阐发。其在《发题》中提出的“五难”基本上列举了《庄子》行文采用的形式反常化的文学语在读者接受过程中所引发的种种现象。林氏在评点中引入“文法”、“笔势”、“下字”、“起结”等关键字对《庄子》的句法特质、篇章结构、修辞手法等进行评析，在庄学史上具有将《庄子》研究由哲学领域导向文学领域的开创之功。注释文本中所展现的注者之精神面貌与人文情趣，亦是艾轩学派学者乃至南宋季年士人某种心理模式的缩影。对文学质素的关注，客观上使得学术的严肃性某种程度上消解于文学的审美性，《庄子》更多地作为文学范式而非哲学经典被注者关照；口语体的注释文本亦客观反映了《庄子口义》的讲稿性质和受通俗文学之兴起影响的结果。且由于时势沉疴难起，理学家的学术态度偏向内省，《庄子》对社会的强烈批判和对人生悲剧的深刻体认在《口义》的解读中表现得较为隐晦，但更具有普遍性；同时文人所独有的借以超越现实悲患的风流与自矜，在注文中也时有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