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二十年代的魏玛共和国和六七十年代的联邦德国都是在世界大战的废墟上重新建立起来的国家。德国作为两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实力和地位受到了很大削弱。而“天然的欧洲中心的地理位置是德国问题产生的基础,但它同时也是解决欧洲问题的必要条件”。不管是斯特莱斯曼还是勃兰特都清楚地认识到德国所处的地缘战略优势,作为外交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他们都根据当时的国际处境,制定了以西方为重心的外交政策,使德国在夹缝中生存了下来,并以很快的速度崛起。两人的西方外交政策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但也存在本质的差异。首先,在时代背景上,虽然德国都是处于战败国地位,但斯特莱斯曼时期德国所面临的境况更加严峻;虽然德国都处于东西方对抗的时期,但勃兰特时代的东西方对抗更加激烈;虽然两个时期西方国家之间均存在深刻矛盾,但斯特莱斯曼时代西方国家间隙更深。其次,在外交目标方面,斯特莱斯曼与勃兰特都力图恢复大国地位,但两人面临不同的桎梏。斯特莱斯曼时期,德国需要摆脱凡尔赛体系的束缚,而勃兰特则需要摆脱冷战格局的桎梏。同时斯特莱斯曼与勃兰特都注重追求经济目标的基础性作用,但勃兰特更加注重追求西方的联合。再次,在外交策略方面,虽然两人都重视搞好与西方国家之间外交关系,但斯特莱斯曼是利用了西方国家间的矛盾,而勃兰特则是弥合了西方之间的分歧;虽然两人都充分利用了“活东”对“稳西”的促进作用,但勃兰特的东方外交政策对西方的外交的依赖性更强;虽然两人都是用和平、合作策略参与当时国际体系,但勃兰特的西方外交实行了“多边主义”和“自我约束”。最后,从“重西”外交的历史影响方面,虽然两人都维护了德国的政治、经济利益,但历史结局不同;虽然都对当时的国际关系产生了深刻影响,但勃兰特“重西”外交产生的影响更加积极。本文通过对两人“重西”外交政策的具体比较可以看出,斯特莱斯曼推行的“重西”外交无论在目标、策略等方面都充分利用了西方国家间存在的深刻矛盾。在风云际会的国际舞台上,斯特莱斯曼纵横捭阖,促成了西方国家之间达成了暂时妥协,确实维护了本国利益。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随着各国之间国家实力的变化,矛盾再次激化,二战爆发的历史事实无可辩驳地给了我们血的教训。而勃兰特推行的“重西”外交的时代,虽然西方世界不可避免的也存在矛盾,但他是在消除矛盾、弥合分歧的基础上,推行其“重西”外交政策的。因此勃兰特“重西”外交起到了维护本国利益、缓和东西方关系、推动欧共体发展和扩大等积极影响。由此可见,国家只有以和平、合作为出发点,采取弥合分歧、消除矛盾、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才能造福本国和全世界,推动人类历史和社会的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