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民主观念的产生和发展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政治理论发展中的重要现象，准确的理解和评价这一理论现象，无论从理论角度而言，还是从实践角度而言都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在协商民主的观念或概念表达日益多样性的前提下，对一种能够得到辩护的协商观念的澄清和阐释也变得更加重要了。而要准确的理解民主理论协商转向的理论含义，探究一种可辩护的协商民主观念，只有从这一理论转向发生的社会和理论背景出发才是可能的。作为特定社会背景和问题情境下产生的规范民主理论，协商民主理论的价值和意义也只有放到这一背景之下才可能得到恰当的理解和评价；同时，作为对协商观念的理论化，各种以协商形式表达出来的民主理论其理论上的合理性也只有放到这一问题背景中才能得到检验。而孕育了协商观念的社会和理论背景就在于现代社会中价值观念的多样性和相互冲突的事实及其产生的理论影响。在现代社会中价值冲突不仅仅是作为一种有待解决的社会或政治问题而存在，它还在深刻地影响和重塑着现代人类生活中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现代社会就是价值冲突的社会，现代政治就意味着价值冲突的政治。无论从价值冲突的社会构成其运行环境的角度，还是从价值冲突的政治成为其内在组成部分的角度，我们都可以说价值冲突已经成为践行和思考现代政治的重要前提。而现代价值冲突作为一种政治状态的实质在于自由、平等公民在基本政治价值的合理多元主义事实的前提下为政治共同体的价值基础问题做出选择。这一事实的理论意义在于：首先，它提出了对那一孕育了价值观念多样性及其冲突的道德视角或公共标准进行重新澄清的理论要求。同时，对这一道德视角或公共证明标准的理论重建必须在其规范性上满足价值冲突状况的要求，它要调节的矛盾不是单纯的利益冲突，而是与人的自我认同和公共认同相关的价值主张。其次，它还要求对这一道德视角的理论重建既要保证对实质性价值的中立性，同时还应保证认知上的明确性。因而，它要求这一理论提供的民主合法性标准一方面必须是程序性的；另一方面，同时它还必须保持必要的道德认知含义。再次，它要求这一理论重建不应涉及各差异立场意义理解的实质性内容，但同时还得为包容这些差异提供原则。所以，现代价值冲突事实是需要进行理论解释的重要事件。它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它对实现现代社会的整合与政治共同体团结的建构这些重要实践活动构成了直接的挑战；更重要的在于它提出了对“个体化”这一人类社会进程所产生的结果和现象重新进行理论解释的理论要求。而对规范的政治和民主观念而言，越是试图去解释这些结果和现象，或者越是试图去从规范意义上理解和评价它们，我们就越能感受到相关政治（或民主）的理论、概念乃至观念上的贫乏。而协商民主观念正是因应这一现代社会变化及其理论要求的产物，它是西方知识界对这一现代西方社会发展、变化的理论反思在民主理论领域的集中表现。而顺应这一实践和理论的要求，一种得到恰当表达的协商民主观念必须是在道德普遍主义、程序合理性以及共识观念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它是如下三个理论维度的统一。首先，在这一协商民主观念看来，民主过程是理性的，因为民主过程中的各方在提出、反对或支持各种观点时都需要陈述理由，他们在给出理由的同时，都希望是那些相关理由的力量而非权力最终决定他们的观点或立场的命运。而在人类的基本价值成为可争议对象的现代状况下，协商民主将“理性”观念拉回到规范民主理论之中，它所要表达的是一种道德普遍主义的基本立场。协商观点认为现代价值冲突的事实虽然使得现代政治的道德基础处于危机之中，但这并没有否定现代人重建共同道德视角的可能性。同时，协商民主观念的这一立场也是对自由主义的聚合民主观在面对价值冲突的现代状况时的破产所做出的直接回应。在协商民主观念看来，自由主义的聚合民主在处理现代社会中的价值冲突政治问题上，无论是从理论上来说，还是从实践上来说，都不是一个恰当的方案。自由主义的聚合民主观念的缺陷在于它所理解的民主过程概念的规范内涵无法满足价值分歧的解决所提出的规范要求。它将民主过程理解为根据社会的不同利益来安排国家，国家被看做是公共管理的机器，社会则是私人按照市场规则进行自由交换的系统；因此，作为连接社会与国家中介的公共意志形成过程，即民主过程也最终被理解为通过联合和贯彻私人利益来控制国家，所以民主过程中的的公民之间最终也是按照市场原则来处理相互关系的。而这样一个聚合程序在面对以伦理和道德认同为内容的价值主张间的冲突时它在规范性上的缺陷体现在：其审慎原则虽关注政治过程及其结果的“可接受性”，但这种接受却缺乏道德理由；其无偏私原则虽注重了道德理由，但却不注重理由的可接受性；而作为辅助性政治原则的宽容原则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当价值冲突普遍化为政治事实时它就无效了；同时，聚合观念所预设的“主观福利主义”的公共证明逻辑赋予现状以过多合理性；聚合程序在运用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规则和结果的任意性也难以满足价值选择所提出的规范要求。所以，面对现代价值冲突的事实，自由主义的聚合观念由于它的规范性太弱而无法成为应对差异政治的恰当理论。其失败的根源在于它在重建合理性标准的过程中所引入的是工具理性的概念。同时，在这种协商观点看来，对现代国家的公民而言公共证明基础的理论重建也无法在共和主义的伦理政治观的意义上完成；因为现代价值冲突的事实不仅要求这一公共证明的标准必须对实质性价值保持中立，而且它所导致的对规范命题的传统论证方式的解体也使得任何对实质性价值进行论证的规范理论变得不可信了。协商观念主张，要满足调节价值分歧的规范性要求，又要保证对实质性价值的中立；那么，合理性标准只能到人们理解、并接受一个规范性判断的交往前提中去寻找，也就是说只能从语言交往结构中去寻找。所以，在协商观念中实践理性被理解为交往理性，合理性的标准被还原为商谈规则和论证形式；而其进行规范判断的基本原则被表述为“商谈原则”。“商谈原则”要求：一条规范，仅当它能得到所有受其影响的人，且他们都是作为话语实践的参与者的同意，这一规范才能够要求成为有效的。所以，商谈原则是一种程序原则，它是用来对规范进行证明的程序，它不涉及具体的道德内容；它也不提供任何道德规范、法律或政治原则。它只提供程序性原则，按照这些程序和原则行动我们能够找到有效的规范、有效地法律和政治原则。以这种程序观念为基础所建构起来的民主理论中的相关基本概念也发生了变化。协商或话语成为民主互动的模式，论证是它基本形式；同时，在这种程序观念的基础上基本权利的观念也得到更新，权利是商谈原则所要求的规范前提和程序的法律化，在这种权利观念之中私人自主与公共自主、现代人的自由与古代人的自由以及人权与主权建立起了内在统一的关系。这一协商民主观念在其实践意义上还必须是一种共识取向的民主观。因为，现代价值冲突状态中各方所面临的对彼此间主张或行动意义的理解的困难，这一事实反映了现代社会中人们共享的意义解释系统的解体这一现代状况。同时，由于相互冲突的差异性主张又被合理化，这造成的理论后果就是规范理论在自身范围内对那些包含了丰富的实质性价值判断的意义解释系统的重建和普遍证明变得不可能了。所以，现代差异的绝对性和被正当化的事实在这里强加了一个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分工，在这种条件下一个恰当表达的规范观念或理论应该与实质性的文化或价值预设保持距离，实质性的判断和意义世界重建只能由公民在共同实践中去完成。而以“公共协商”观念为内核的协商民主理论正确的把握了这一理论要求，它反对那种在实质性正义原则或价值评价标准上的独白论的理论路径，主张将实质性价值判断或共识的达成交给公民的共同实践去完成；而为了确保政治过程能有效地包容差异性，这一理论主张规定政治过程的程序应以商谈原则为基础，因此它是一种内在的包含着一种共识取向的民主观。这种观念以一种严格的“理性的公开运用”理念为基础，在实践上要求一种“在场的政治”。这一在场的政治，一方面要求，从最基本的相互之间的价值立场所包含的基本语义内涵的理解，到相互采取的言语行动意义的理解，直到最终各方共同立场的澄清或达成；要保障这一系列目标的完成都是在一种自由运用理性的情况下取得的话，不仅相关的话语前提或交往条件必须得到严格的维护和满足，而且，这一过程还必须在真实的、开放的实践中，也就是在事实上发生。因为，现代差异事实带来的意义理解的困难使得单纯独白的理论立场或观察者的立场无法解释公民在需要、生活经验、价值立场及道德和认知视角等方面所具有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而这些差异偏偏又在自主性及自我发展的现代要求面前被赋予了某种正当性；因此，要包容这些差异，必须保证协商政治实践对所有人而言的准入上的平等。另一方面，共识取向的在场政治还要求协商政治过程在议题范围上也应该保持开放性，因此，协商政治过程中实用问题、伦理问题以及道德问题都允许在协商政治过程的范围之内出现，同时妥协的政治过程也应该在商谈原则的间接影响基础上保持其程序的公平性。所以，在协商民主观念里合理的政治意志和政治意见的形成过程也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最后，协商民主观念中共识取向的在场政治还对协商过程中理由的运用提出了要求，它主张对理由不能以其内容为由进行事先排除，原则上协商过程对任何理由保持开放；同时，它还要求对理由的运用应该在公开条件下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