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的学术体系中，史学是一门重要的知识类型。然而，任何一门知识都有自身的规定以及发生的契机，也可以说，“什么是史学”和“史学何时发生”其实是一个问题。本文选择“叙事”作为分析《史记·周本纪》之切入角度，来审视史学自身之规定。
　　 《周本纪》是《史记》诸“本纪”中最重要的一篇。其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其一，司马迁编纂《周本纪》在史料选择上相对灵活，相较之下此前的历史编纂在史料上相对受限;其二，司马迁对历史的整体认知(历史观)事实上来源于对周代历史的认知。职此之由，笔者以《周本纪》作为研究对象，目的是想通过《周本纪》来看一下司马迁的历史叙事模式。
　　 本文分上下两篇，上篇是对《周本纪》的分析，名为“《周本纪》疏义”;下篇则处理史学与叙事的关系，故题为“古典史学与叙事”。
　　 上篇分为四章。第一章题为“文本结构”，在这一章中，笔者从“历史源头”、“受命的开端”、“历史的转折”以及“衰亡”的征兆四个方面来解读《周本纪》的文本结构，这一结构本身可以视为编纂者预先设定的编纂结构。第二章体为“叙事模式”，在这一章中，笔者区分了司马迁两种异质(甚至矛盾)的历史观，即循环史观与倒退史观;同时，又总结出“法祖”和“诸侯亲附”是司马迁表现历史兴亡的主要叙事模式。第三章题为“体例”，主要分析《史记》中“本纪”和“表”两种体例，首先“本纪”是整部《史记》的“纲领”，类似于《春秋》的经文一样，所有其他体例的编排必须置于十二“本纪”之下，其整体意义才能呈现出来;“表”则是最能体现《史记》之“史学”性质的体例，在“表”中，司马迁以追问历史兴衰为指归，通过有意义的时间和事件的排列，关于历史的开端和终结作为一种特定的前所未有的知识类型呈现出来。第四章题为“史料”，主要分析《周本纪》的史料构成;在这一章中，笔者按司马迁时代的知识划分，将司马迁心目中的史料构成分为三类:史记(古史)、六经、百家言，并且论证了在司马迁看来《左传》和《国语》属于“古史”非“六经”，这一点与后世不同。
　　 下篇亦分为四章。第一章题为“原史”，所谓“原史”是追问“史”的历史。首先，在这一章中，笔者回顾了以往几家对于“史”的理解，并由分析得出，事实上“史”字之义的确定在逻辑上并非由字形得出，而是首先预设了“史”的“记事”这一含义，否则“史”的同一性将面临严重的困难。其次，笔者突出强调了“记注”和“撰述”的区别，这一区分得益于清人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前者指称对事件的原始记载，后者则指称在原始记载之上的再加工。由此，笔者进一步分析了“记”本身的意义，即某一事件向世界敞开自身，只有被“记注”才可能成为历史的对象。第二章题为“叙事”，主要分析叙事的机制。在“孔子的回忆录”一节，笔者以《论语》中孔子的一则回忆为例，来说明回忆本身与叙事具有相同的结构，我们能够理解一件事情的意义，就意味着我们能够回忆起这件事，反之亦然。所以，即便是历史事件的随意编年，如果我们没有预设理解这一历史的叙事结构，我们便无法理解这些看似随意的编年。在第二节，笔者简述了一下叙事与西汉时期独特的知识传承模式——口说之间的关系。如果说叙事是史学构成的要件之一，那么历史叙事与一般叙事之间的区别为何，则是一个大问题。在第三节中，笔者着重强调历史叙事的界限，从而表明，记注是历史叙事无法跨越的界限，也是历史叙事区别于文学叙事的根本所在。第三章题为“道与言”。在这一章中，笔者主要想分析一下，叙事被作为一种主要的文本编纂方式以及解释模式，其背后预设的“道”和“言”的关系。所以，笔者首先强调，追问真实这一历史学的根本原则事实上是后来才产生的观念，而在司马迁时代，“考信”的标准为是否符合某种标准，这种标准是各家都以之为终极依据的“道”。为证明这一观念，笔者选取了两个对历史有着截然不同理解的人——孟子和庄子，来证明二者对历史的理解虽然截然相反，但却分享着一个共同的前提，“言”以“道”为终极标准，凡符合“道”的言说都是合理的、正确的和可以接受的。最后，笔者简单举例说明了“编故事”是司马迁时代的独特的解经模式。
　　 司马迁开创了古典史学，这一知识形态与后世史学最关键的差别在于，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总是以理解当下何由而来为基本的问题意识，这一问题意识也只有在“通史”中才得以贯彻。后世史学推崇“断代史”的规范性，可是在给定了开端和终结的情况下，当下和当下由何而来的问题首先被搁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