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特的制度背景、产权结构和市场环境,决定了我国国有企业公司治理不能完全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公司制度,尤其是国有企业具有的“行政干预下的经营者控制型”结构和其所面临的“党政合一”制度约束,以及我国《宪法》《公司法》《共产党章程》确保的党组织在企业中所具有的政治核心地位,使得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成为中国国有企业的特色优势。2016年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进一步明确和落实了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标志着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进入“新常态”。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这一中国特色国有企业治理模式,却鲜有研究直接考察其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理。投资固然能为企业带来规模效应,但通常也伴随诸多风险,如增加在职消费、造成公司股东财富的过度损失以及加大企业陷入财务困境的可能性等。党组织在企业的投资活动中所起作用是什么?是一味响应组织号召做强做大企业,为了扩张而投资,还是能够识别有效率的投资机会?在这一过程中党组织是扮演管家角色还是“掠夺之手”的角色?这些作用是否受所处制度环境的影响?针对以上问题,本文选取资本投资、研发投入和企业并购这三种最为常见的企业投资活动为维度,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管家理论、高阶梯队理论以及有限理性理论,在制度梳理的基础上,对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作用机理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进一步分析这种作用是否受企业内外部环境的影响。本文遵循从规范到实证的研究范式,第一章介绍了本文选题背景和研究框架,第二章从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以及资本投资、研发创新和企业并购几个角度回顾国内外现有研究,第三章从国企改革、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历史沿革及企业投资的三个层面分别梳理制度背景,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影响企业投资活动的作用机理。第四章开始是实证部分。本文选取2007-2016我国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四个不同的指标来度量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从资本投资、研发创新和企业并购三个角度分别考察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如何影响企业的投资效率。第七章对全文进行总结,并归纳研究不足和展望。本文经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能够帮助企业识别投资机会,减少非效率投资,维持企业稳健发展。“十八大”再次巩固和强调了党组织在企业中的重要地位,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企业投资活动的影响在“十八大”之后更明显。第二,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能对管理者形成一定的监督制衡,抑制由管理者权力和过度自信导致的通过研发攫取私利的行为,促使研发决策更为稳健和谨慎,提高企业研发效率。第三,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会使企业并购决策趋向于稳健,有助于减小企业采用并购战略进行盲目扩张的概率,在已发起并购决策的企业中,党组织倾向于减少大金额并购活动,缩小并购规模。在企业并购活动中,“掠夺之手”理论不适用于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这一形式的政府干预。本文具有以下几点重要的贡献和创新:第一,系统论述了党组织提升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路径和机理,并提供经验证据证实了党组织的“维稳”作用,有助于学术界和实务界更好地理解国有企业中党组织的作用。对于党组织在国有企业中的角色和作用,理论界及实务界均未达成一致,实践中对这一领导体制更是普遍持有悲观态度。本文首先梳理了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历史沿革,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说明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具有法理基础和历史背景,是伴随着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而来的,是中国国有企业的独特优势。其次,本文用逻辑推理与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党组织如何影响企业投资效率,发现党组织在国有企业投资活动中主要起维持企业稳健发展的作用,能够减少管理者自利行为及非理性行为对企业效益的影响。第二,探究了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企业投资活动的影响路径和机制,为现实生活中解决或防范国有资产流失提供了一种重要思路。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管家理论、高阶梯队理论和有限理性理论的梳理和分析,本文分析了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影响企业投资活动的作用机理,填补了现有研究在路径分析不充足方面的缺陷,同时也扩充了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理论分析和经济后果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党组织对于管理者权力以及其他非理性因素导致的投资效率低下、国有资源不合理利用等问题具有重要的抑制作用,可作为如何提高国有资产利用效率的参考。第三,丰富了高阶梯队理论和管理者背景特征方面的研究。高阶梯队理论常被应用于探讨管理者不同背景特征对管理风格和企业业绩的影响,现有研究从管理者多个维度的特征出发研究管理者背景特征对高管行为决策有较大影响,而较少有研究将管理者的“党委属性”和“理性经理人”作为管理者背景特征分析其对高阶梯队理论中管理者心理结构的影响。本文基于高阶梯队理论,以投资效率为落脚点,探讨管理者的双重身份会如何影响其管理风格和企业业绩,丰富了高阶梯队理论和管理者背景特征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