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法律文化概念的提出者,劳伦斯·弗里德曼创建了一套系统性的研究理论,用以深度剖析法律文化对法律制度运行全过程的影响。在《选择的共和国——法律、权威与文化》一书中,劳伦斯·弗里德曼以“选择的共和国”这一现代法律文化成功预测了美国社会法律制度的发展趋势,并且断言中国社会也会如此。劳伦斯·弗里德曼将法律制度重新建构为包含结构、实体、文化三部分内容和输入、加工、输出、反馈四个过程的动态系统。法律文化是动态法律制度的分析工具,法律与社会的动态联系以及法律制度内部的运转都离不开法律文化的作用。法律文化在法律与社会之间起着媒介作用。法律文化是法律制度的组成要素之一,是赋予法律制度生命力的关键因素;同时,法律文化也是社会力量转化为法律的过滤器,其使得法律与社会在发展过程中相互促进、相互制约。基于法律文化基本理论的完整建构,劳伦斯·弗里德曼以美国社会为蓝本,进一步阐述了现代法律文化的表征是选择的共和国,实质是表现型个人主义,成因是社会现代化。美国的实际情况符合劳伦斯·弗里德曼法律文化理论的基本假设——社会变迁引起人们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变动,进而引起法律制度的变动。但是,表现型个人主义产生于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并不意味着社会现代化必然仅产生表现型个人主义。中国婚姻法的发展过程并不完全符合劳伦斯·弗里德曼的预测,原因在于传统集体主义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的影响下,转变为了“新型集体主义”,并在我国社会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以至于弗里德曼笔下的表现型个人主义未能在中国社会一枝独秀。在现代化的赛场上,中国社会并不必然成为“选择的共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