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以来，我国开始将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货币供应量在我国货币政策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这一货币政策框架在我国一直存在广泛的争议，何种层次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也没有取得一致性意见，因此，深入探讨货币供应量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并对此进行实证考察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首先考察了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理论基础，战后西方主要国家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演变，在此基础上从金融体系结构、利率市场化进程和中央银行独立性三个角度分析评估了我国货币政策的运行环境。本文认为，在我国目前的政治、经济和金融环境下，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仍然具有优势。本文随后基于货币需求和货币供给角度对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相关性和可控性进行了实证考察。本文研究发现，我国货币需求相对稳定，利率弹性较低，货币流通速度可以进行预测，从货币需求的角度来看，货币供应量可以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并且，狭义货币M₁与物价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因此，从货币需求角度来看，狭义货币M₁作为中介目标具有一定优势。从货币供给来看，虽然目前的外汇管理体制对基础货币投放形成制约，但是中央银行仍然可以控制基础货币的增长。本文在调整后的基础货币的基础上重新评价我国货币乘数的波动，发现剔除政策变动的货币乘数的波动大幅降低，货币乘数因素占我国货币供应量波动的比重不大，基础货币占据更为重要的作用。从短期来看，基础货币和M₁的波动具有显著的相关性，而M₂和基础货币的关系较弱，但如果充分考虑滞后影响，M₂可控性则高于M₁。在货币需求和货币供给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在一个综合的分析框架下比较了M₁和M₂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效果，认为如果综合考虑中介目标的相关性和可控性要求，M₂更加适合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人民银行货币控制的重点应该是M₂的变动。本文还基于泰勒规则框架对货币供应量作为我国货币政策目标的实施效果进行了考察，发现1996年我国宣布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后，市场利率的弹性明显增强，名义利率的变动幅度大于通货膨胀率的变动幅度，降低了经济整体的波动性，我国货币政策框架中引入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制度设计的效果是显著的。此外，实证研究表明，人民银行公开宣布的货币增长目标对其货币政策的实施具有实质性影响，并且，人民银行在实际货币操作中相对而言更关注M₂的增长目标。本文认为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框架符合我国现阶段的经济金融体系要求，有必要继续保持，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包括提高中央银行独立性、加强对中央银行监督、实行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适当提高法定准备金、取消超额准备金利率，以改善货币供应量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基础环境，进一步提高我国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