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营中小企业在我国社会经济中的地位日益凸现。目前我国中小私营企业已超过550万家,占全国法人企业总数的80%以上,加上2621万个体工商户,在企业数量上占到了99%,吸纳就业总数占70%以上和新增就业的90%以上,越来越成为中国人开创事业和获取工作机会的平台。另外私营中小企业更适应以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为主的新技术革命的新趋势,提供了大约70%的技术创新、65%的发明专利和80%以上的新产品,成为自主创新的主要研发阵地。因此,私营中小企业健康发展与否,直接关系到广大民众的就业问题,关系到国家收入分配,进而关系到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然而,在私营中小企业的创立和发展过程中,融资难始终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有近70%的企业反映融资非常困难,这一数据高于发达国家,也远高于亚洲新兴工业国家。资金是企业的血液,是企业开展经营活动的第一推动力和持续推动力。深入研究私营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以及相应的政策与制度安排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按照主流融资理论的发展脉络,系统梳理了国内外的相关理论,并对主流融资理论在私营中小企业融资领域的适用性加以分析。发现完全套用主流融资理论难以深刻理解私营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必须变换角度并深入考察中国私营中小企业内部特征和外部生存环境。本文站在私营中小企业主的融资视角,先将全部私营中小企业的融资境况分为不必、不愿与不能外源融资三类,然后从企业的经营特征出发,利用大样本数据分析了企业“不必”融资的情形及影响因素;从私营中小企业的治理特征出发,论证了企业不愿引入外部股权以及影响外部股权融资意愿的因素:从私营中小企业与治理模式相匹配的信息特征出发,探讨了企业的融资能力。在讨论缓解融资困境方面,先在经济学的标准“匿名”假设下,以经济人的理性算计为基础、从参与激励相容约束出发讨论了各种缓解私营中小企业融资困境的理论及其局限性。之后放松交易的匿名假设,提出了信任在融资中的作用模型。然后借用人际网络理论,根据中国人的信任格局,将私营中小企业主的潜在融资对象分为“圈子”内和“圈子”外两类,融入信任和信息不对称研究圈子内外融资竞争所形成的各种均衡关系,并对企业主的政治参对融资结构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本论文在研究角度、研究方法、研究内容方面均具有一定的创新性。首先,本文始终从企业主的角度来考察融资问题,将融资中的主要微观主体行为统一到基于现代公司会融理论及经济社会学的嵌入理论的分析框架中,对问题的研究角度具有独特性。其次,论文从一个基本的融资数理模型为出发点,通过前提条件的变化和扩展对企业的融资能力及各种提高融资能力的对策进行了理论上的论证。构建了信任与融资结构之间的理论模型,以及融资圈和放贷圈内外的各种均衡模型。分别采用Tobit模型估计融资需求以及政治参与与国有银行贷款的关系;采用Probit模型估计企业的股权融资意愿等,在研究方法上具有规范性。其三、论文利用了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大样本数据,对我国私营中小企业进行了全面分析,在研究资料方面具有独特性。其四、论文从广义的融资角度,把企业的融资状况分成不必、不愿和不能融资三类,分别考察了三类情形并分别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将社会网络理论与公司金融理论有机结合,将融资分为融资圈内与圈外,然后将信息不对称理论和信任因素引入,有力地解释了现实中融资基本发生在企业主的人际网络中,以及少数企业垄断大量金融资源的现象。论文主要的研究结论如下:1.大多数私营中小企业主要依赖内源融资,而且外源融资在私营中小企业中的分布高度不均,百分之五的企业垄断了约6096的信贷。从融资需求来看,非发展型的经营特征意味着并非所有企业都有融资需求。许多私营中小企业只不过是努力维持已有规模,保持经营状况良好,并不需要通过不断的外部融资来获取资金。从融资意愿来看,个人和家族治理导致的控制权偏好影响了外源股权融资意愿。中国的私营中小企业中,有约70%左右的企业主不愿通过股权的融资方式来获取资金。2.私营中小企业模糊隐蔽的信息特征是信贷配给的主要原因。私营中小企业内生于治理结构的信息特征具有固有的模糊性和隐蔽性,道德风险、不同主体的主观概率估计差异以及逆向选择等导致企业尽管有融资意愿,也会因融资能力不足而受到更大的金融约束。抵押担保、更低的资产专用性、声誉资本、利他程度的提高、监督成本足够小前提下的相互监督,以及连带责任下的交叉监督、多元化下的交叉抵押、融资合约的实施力等有利于缓解融资约束。但是每一种提高企业主融资能力的策略都有其不足之处,如银行过于严格和单一化的抵押担保信贷政策是私营中小企业主认为融资困难最主要的原因所在。3.融资圈内更对称的信息和更高的信任是融资发生在人际圈内的主要原因。企业主的人际网络和信任差序格局是影响融资可得性的关键因素,几乎所有的资金都是依赖于人际网络获得,“匿名”交易获得的资金微乎其微。企业主的政治参与国有银行贷款获取之间存在正相关性。私营主通过先天和后天的“圈子”获得资金,体制内的企业主依赖于他们与政府官员或政府企业家发展的关系,从正规体制融得资源。体制内的私营企业主还积极参与政治,通过获取政治身份又进一步强化了他们获得正规融资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