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质上来说,智慧城市是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通过整合城市信息资源,实现城市在政务、商务、交通、医疗、社区等多领域的高效能管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与地区,围绕智慧城市科技研发、应用创新、基础环境展开新一轮的智慧城市政策规划和部署,并将其纳入国家战略。构建产学研用多方协同的创新网络与产业联盟,积极推动智慧城市技术服务,增进国际间合作正成为国际主流趋势,这在加强“一带一路”倡议同东盟区域战略及东盟国家发展规划的对接中也有所体现。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智慧城市建设成果显著,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日益成熟,各领域智慧化建设对中国企业的创新驱动效应也日趋显著,为智慧城市“走出去”创新奠定了有利条件。而东盟国家,如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也都在积极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并已成为世界创建智慧城市的主试验场。尽管如此,东盟各国的工业化发展水平及信息化发展水平等还存在较大差异,中国企业在参与东盟国家“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如何把握东盟国家的实际国情,因地制宜地参与不同模式、不同规模、不同级别的智慧城市建设合作,从而进一步加强不同行业、企业间的最优整合模式,统一性合作布局,理清参与国际化智慧城市建设的阶段目标、关键因素和主要障碍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现有的国内外研究多集中于中外智慧城市建设模式比较,基于中国与东盟国家“智慧城市”建设的发展现状,探析中国企业参与东盟国家“智慧城市”建设的研究不多。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案例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统计分析法等方法,基于智慧城市产业链构成、建设内容及标准化推进等方面的研究,选取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四个主要东盟国家“智慧城市”建设的发展情况、建设模式、最新案例及数据指标等进行对比分析,并比较我国智慧城市与东盟四国智慧城市建设模式的异同点,分析得出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的智慧城市建设阶段及建设模式因工业化发展水平不同而有差异,但随着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及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的深化发展,都更趋于以国家战略驱动和以服务为主旨。此外,中国企业将在东盟国家“智慧城市”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结合我国不同规模城市的智慧化建设经验,在纵向产业链与横向服务链上建立本土化合作的密集联系,并通过入围东盟国家“智慧城市”生态圈的企业不断衍生和分化,带动和牵引外围上下游配套的企业涌入和集结,形成聚核、聚链、聚网的国际化智慧城市协同合作蛛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