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夷、叔齐让国隐居、采薇首阳、义不食周粟的故事发生在距今三千多年的殷末周初,它蕴藏着许多耐人寻味的东西,浓缩着殷周之交剧烈变革的一个时代。本文即是探讨时代使然、理想使然的个体行为,怎样升华、凝结并积淀在我们民族的文化之中。殷周之交,是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发生剧烈变革的时代,其时原始宗法制已经产生,立子之法刚刚确立,为补其偏救其弊的嫡庶之法也应运而生,但此时只是观念中的;其时中国社会虽已进入父权社会,但母权遗风浓厚,女子在一定程度上仍保留着与异性自由交往的权利,怀孕嫁夫的现象并不少见,为保证血统的纯正,财产和权力往往由幼子继承。殷周之交,继统法之“立幼子”与“立长子”两种观念并存,前者自殷制而言是“正”的,后者在有周一代最终确立。伯夷、叔齐分别受这两种观念的影响:“伯夷以父命为尊”,体同父亲的遗命,不接受叔齐的让国;“叔齐以天伦为重”,让位伯夷。最后,两人都隐逃,虽饿于首阳,但“求仁得仁”,无怨无悔。他们追求的“仁”、“天伦”实乃原始人道主义,具体体现为——基于亲情的和谐谦让、清廉安宁的文化理想,无为而治、和平的非暴力不竞争的政治理想,休养生息、老有所养的经济理想。他们归心文王,正是因为文王符合其理想;反对武王伐纣,恰是因为武王暴力、做作的方式违背了其理想。在中国文化的初创期,伯夷、叔齐的个体行为选择最终凝结成一种人格精神,超越了个体的人格内涵和周兴商亡的时空范畴,积淀在我们民族的精神之中,参与到整个传统文化系统中来,中国文化由此具备了尚谦让、崇清廉、行中庸、鄙财富的品质,并影响到其以下几千年的路径选择。他们的原始人道主义理想至今为人们渴慕,并激发人们为之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