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诸史,发源东观,但只有范晔的《后汉书》和袁宏的《后汉纪》二书较为完整地保存至今,而其余诸史几乎都已散佚不存。通过研读东汉末期历史,尤其是建安元年以后的三国历史文本,笔者发现《后汉书》和《后汉纪》在体例、材料选取、繁简度、结论、观念等方面都有一些差异,有些当引起足够重视。司马光等在编撰《资治通鉴》的东汉末期和三国部分内容时,主要参考的是陈寿的《三国志》(含裴注),同时也大量运用了《后汉书》和《后汉纪》等其它重要史料,所以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许多差异。因此,笔者有意研究这四本重要史书在记述同一段历史(主要是东汉末期、三国早期历史)时的差异。后世研究者对于《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而对袁宏的《后汉纪》则关注甚少;学术界对《资治通鉴》与《三国志》的比较研究着墨较多,而对《后汉书》与《后汉纪》的比较研究则鲜有深论,遑论对此四书记述差异的综合比较研究了。笔者不揣冒昧,本文拟作试探,进行此四书记述差异综合比较研究。因初涉学术门径,自身学术造诣和研究水平有限,笔者不揣浅陋,在前辈学人研究成果和自己本科阶段研究成果(2013年3月获评江苏省大学生2012年本科优秀毕业设计(论文)二等奖、校一等奖)的基础上展开编年研究,以历史事件较为集中的建安元年至建安五年(大约从曹操都许到袁曹官渡之战)部分为研究样本,将《后汉书》《三国志》《后汉纪》《资治通鉴》四书进行比较且汇编成《<后汉书〉〈三国志〉〈后汉纪〉〈资治通鉴>编年对照本(建安元年至建安五年)》以编年考论,发现存在不少记述差异。有些甚至差别很大,影响甚广,颇有研究价值。本文主要分为三大章节共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是对学界有关此四书对比研究的成果进行回顾、介绍、分析与反思,在此基础上拟定本文写作缘由、目的和意义,并指出本文的研究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上的创新之处以及汇编而成的《<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编年对照本(建安元年至建安五年)》文献价值。同时还简要介绍《后汉书》《三国志》《后汉纪》《资治通鉴》这四本经典史学著作的版本情况,以及使用时应注意之处。第一章为“《后汉书》《三国志》《后汉纪》《资治通鉴》记述差异的种类”,分为两节,主要内容是介绍此四书不同文本之间的记述差异种类,笔者将那些无关紧要、不影响事实的差异归类为隐性差异,如语言文字之细微差异(如不同虚词、叹词的使用、词序倒置)和用词习惯差异(因时因人而异)等。反过来,对于那些关乎整体、容易造成误解甚至错误的差异,笔者将之归类为显性差异。本章简要介绍此四书(建安元年至建安五年)记述内容显性差异种类主要是时间、地名、官职、人名、数量等几种常见差异,以便于读者形成总体认识,从而更易理解下一章编年考论的成果。第二章为“《后汉书》《三国志》《后汉纪》《资治通鉴》文本记述差异编年考”,是本文核心部分,共分为五节,从建安元年至建安五年共编年考出百余处记述差异,有较高研究价值处约近三十。《后汉书》《三国志》《后汉纪》《资治通鉴》四书(建安元年至建安五年部分)存在不少记述差异,有些因年代久远、史料不全而无法辨别孰是孰非;有些比较细微、影响不大;有些则差别很大,影响甚广,颇具研究价值。第三章为“四位史家史学思想探幽和古史文本余论”,通过研究此四书记述差异,分析史家史学思想的差异,且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史料应用提供便利与借鉴,避免以讹传讹,人云亦云。另,本章亦勘误《资治通鉴》三则、《后汉书》一则。史家虽多秉笔直书,但其观点、思想和立场却因时因人而异,须进行严格的考证、辨析,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梁任公语)。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得半句空。恩师颜世安教授曾在课上讲“真力积久则入”(管子语),沉吟至今,未敢遗忘。笔者自知愚钝,更须深炼定力,故本文研究之法无甚高妙,实属文献考据之苦功夫,且琢且磨而自成章。记起叶兆言先生所言,“吾不敏,但吾诚意”,遂在文献和史料方面下些功夫。笔者在颜老师等多位恩师的指导下,以年月为序,将不同著作所载同一时间所发生的相同事件整理成册,从而汇编成《<后汉书〉〈三国志〉〈后汉纪〉〈资治通鉴>编年对照本(建安元年至建安五年)》,再逐年比对研究,避免错一漏万。因此,在文献研究方面,本文研究方法的一大特色是“旧史料新应用”,通过对比研究原始文献从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此法或可为其他相关课题研究提供借鉴。通过比较研究旧史料从而发现可资利用的新材料,这也是史学研究中高效利用旧史料的一种好方法。此外,本文做的是文献学基础研究工作,除本论文成果外,笔者前后共花了逾6个月时间汇编而成的《<后汉书><三国志〉〈后汉纪〉〈资治通鉴>编年对照本(建安元年至建安五年)》也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当然,如此宏观研究也为以后的细部和微观研究打下了基础,可以按图索骥发现许多学术问题,或可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