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的金融危机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经过长期的积聚而最终爆发，这一次危机的严重性被经济学家和社会各方认为是直逼甚至超过1929年至1933年的大萧条时期。危机中企业并购活动虽然不乏为了挽救危机中的关键企业而进行的大宗交易，但是整体来看，世界范围内的并购市场活跃度有所下降，这是符合历史经验的，即并购活动的活跃度是和经济的繁荣相联系的，二者走势趋同。同时，从中国的情况来看，由于中国在外汇管理当中并未开放资本项目流动，因此没有受到金融危机的直接冲击，但是世界经济的萎缩对于高度依赖外需的中国来讲仍然具有严重打击。另外，中国在2008年为了借2007年次贷危机的“前车之鉴”而采取了从紧的政策以防止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股市在2008年处于持续下跌的过程当中，并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加速下跌至最低点。在中国政府推出包括“四万亿”刺激政策在内的一系列刺激政策之后逐步恢复稳定的上升趋势。　　从企业并购来看，中国在2008年和2009年的企业并购并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出现明显的萎缩，但是摆在中国的并购市场面前的主要问题是，在市场化趋势不可逆转和逐渐深化的当前条件下，中国的并购市场还并未出现从规模、影响力等方面可以和美国五次并购浪潮相比拟的并购浪潮，并购本身受到束缚较多、计划经济体制因素遗留较多。从历史经验看，在当前中国需要的是具有创新能力和成长能力的现代企业，包括大批活跃、优质的中小型企业和少数具有国际级强大综合实力的大型企业集团。而这样的企业和企业集团在没有活跃和规范、有效的并购市场的条件下很难实现，因为只有并购才能让企业在较短的时间内扩大企业资产规模、提高企业的生产和经营能力以及获取企业发展所需的相关社会资源，同时并购也是企业不断汇聚成熟创新能力的有效途径，微软公司和苹果公司的经验说明了这一点。　　因此，本文在上述研究背景的基础上，提出了研究问题，即2008年的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对中国A股市场上的上市公司的并购带来了怎样的冲击和影响，相比较于在刺激政策下经济逐渐企稳的2009年，其结果如何;在危机过后，并购市场在中国极力强调创新的经济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将发挥怎样的作用。　　本文的实证研究对象是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并购重组活动，具体考察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的2008年发生在中国股市的并购样本和2009年处于金融危机后的经济结构调整时期的并购样本间的绩效和影响因素的差别。本文的主要研究方法是事件研究法，利用累计超额收益率(CAR)和连续持有超额收益率(BHAR)这两个指标来衡量上市公司的并购绩效，其中CAR的计算采用多个时间窗口，考察不同CAR之间的差异。从CAR的计算结果可以发现，2008年的并购样本由于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和中国股市低迷的大环境影响，其(-60，+60)的绩效水平低于2009年的样本，且结果显著。但是在考察长期绩效时，2008年的并购样本的BHAR12值则与2009年相比不存在显著差异，但波动较大。这说明由于金融危机强烈爆发和蔓延的时间较短，且政府对于危机的反应迅速，采取了一些列的救市措施刺激经济以使其保持稳定，使得实证的结果呈现了短期差异显著，但长期差异趋同的结果。在对影响因素的考察中，本文以CAR和BHAR作为被解释变量，选取多个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在以年度分组回归的基础上，还以全样本加年度虚拟变量的方式进行回归。以年度虚拟变量作为金融危机的替代指标来考察年度变化是否对于绩效产生影响。从多元回归的结果看，年度虚拟变量在短期绩效的考察中部分通过显著性检验，即年度变化对短期绩效产生影响，而对于长期绩效的考察当中则没有呈现出这种显著结果。这和前面对于绩效单独考察的结果相吻合，说明两个年度的长期绩效数据由于都处在金融危机急剧爆发之后的恢复调整期，整个市场开始享受政策红利，因此，长期的绩效彼此间不存在显著差异。从具体影响因素来看，拥有较高效率（以托宾Q值代表）的企业容易获得好的绩效，另外危机时期市场对于拥有较充足的现金流的企业抱以信心，而危机后的2009年的结果表明市场开始趋于稳定，影响因素也趋于与传统理论假说相一致，但是不变的是对于企业自身的效率和财富创造能力的信心始终没变。这说明优质的企业是并购中创造价值、提升绩效的主角，同时也是市场发展的主要方向。　　在讨论了企业并购绩效和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本文还针对在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结构调整时期，同时也是中国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历史时期，企业与企业并购的作用和机制应当如何体现，以及与市场的关系进行了讨论。本文认为，金融危机体现了美国以及世界范围内的经济与金融的脆弱性，也比较充分的体现出美国式的重消费、轻生产的发展运行模式是不可靠的;中国对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消费能力的过分依赖也暴露出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的脆弱性，包括订单依赖和缺乏企业核心竞争力。因此对于中国而言，避免下一次危机、促进社会健康进步的最基础的方法就是以企业为基本单位发展社会生产力，重新分配社会资源，促进创新，打造强大的创新型企业。　　在这过程当中，并购活动和并购市场将发挥重要作用，这主要体现在:首先，促进和发展并购市场可以促进市场经济的规范化发展以及赋予市场主体更多的法律保护和权利自由。因为并购市场，主要指资本市场中的并购活动，应当是在严格的市场规则和政府监管下进行，同时伴随着市场的判断与认可。可以这样理解，市场经济本身是一个大的整体，对于这样的一个整体实现某个具体的目标是比较困难的，而系统化的工作就是要从整体中的点开始，由点带动面、再带动整体，而并购市场就是整个大的市场的一个局部点，对于这个市场的发展和完善可以在很多具体市场化改革上给其他领域提供经验，如市场规范的建立、信息披露制度、“三公”原则的践行和对于弱势利益群体的保护等，而作为一个企业集中活动的市场，这一具体市场的发展与完善可以为其他市场产生积极影响。　　其次，并购市场可以以企业控制权和经营权转移的方式来加速社会资源重新配置，以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来对以往形成的社会资源分配格局进行重新分配，为发展方式的转变奠定基础;另外，对于世界各国和中国而言，创新无疑已经成为世界发展的最重要主题，世界和各国面临的诸多问题都只能靠创新来寻求解决和促进发展，中国也是如此，特别是中国如果要在金融危机之后继续保持改革开放30年来的高速发展，创新是唯一出路，因为原有的发展模式和发展优势，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已经脆弱不堪。而并购是企业寻求创新的重要途径，虽然并购本身不能直接实现创新和产生创新成果，但是可以对创新资源进行调配，一方面可以使实力强大的传统企业在市场中寻找优秀的创新企业和创新成果并以并购的形式获得所有权和控制权，加强其自身的创新实力，这样不但节省了创新失败的成本付出，同时可以依靠强大的企业实力将技术创新转化为实际的生产力;另一方面，上述机制的存在可以使并购市场成为对于创新人员和创新资本（如创投基金）的一种制度激励，因为这些创新力量可以在取得创新成果后取得后续发展空间，这将极大刺激整个社会的创新力量。　　最后，在政策建议上，本文认为政府应当坚持深化市场化改革，以资本市场为基础，构建一个更加自由但同时保持严格监管的市场环境，明确法人产权制度，以法人治理的方式管理国有资产，取代纯行政的企业运行和决策机制，让国有企业进入市场参与选择与竞争，特别是应当鼓励国有控股的规模大、实力强的企业以并购的方式提升创新能力。同时，对于并购市场，企业应当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包括允许企业以更为灵活的形式进行并购，在并购当中为企业开发多种支付手段并扩展融资渠道，解决并购当中的基本资金问题，在做到信息披露和保护弱势利益方的基础上，减少政府的行政监管和审批程序，降低并购成本。最终达到刺激企业并购市场发展，活跃企业并购形成，以并购浪潮的出现服务于中国的市场经济健康、稳定地进步。　　综上，本文在以往对于中国企业并购研究的基础上，将这一具体研究对象放在了新的大背景之下，即全球金融危机和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历史时期，考察这一具体行为的变化。从研究结果看，企业并购由于和经济具有较强同向变动的属性，因此受到了经济的影响，绩效表现不佳。但是，本文进一步为企业并购这一以往研究局限于微观企业理论范围内的对象赋予了宏观视角，认为应当将企业并购行为整体看做一种市场表现形式。而这一市场在中国之前的改革过程中受束缚较多，并未挖掘出足够多的潜力。在经济结构调整和大力推动创新的时期，并购市场应当改变原有的面貌，以其本应有的市场活力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