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信息化时代的来临,信息安全问题也逐步映入人们的眼帘,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热点话题。信息化环境下,个人信息已被赋予了同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同样重要的地位,成为推进人们物质文化生活变迁的中坚力量。但值得关注的是,人们在享受便捷生活方式的同时,个人信息频繁泄露的问题也接踵而至,呈现出极为丰富的实践样态,成为当下令人们十分“头疼”的问题,亟需解决。为规制此类现象,《刑法修正案（九）》和两高《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为《侵犯个人信息解释》）都作出了相应的应对方案,一定程度上为规制信息安全犯罪指明了方向。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作为典型的情节犯,对“情节严重”的认定直接关系到本罪能否成立,但《刑法修正案（九）》却并未明确说明如何认定“情节严重”。与之相对应,《侵犯个人信息解释》虽然对“情节严重”进行了较为全面地规定,但其对“情节严重”入罪标准的规定上仍存在着诸多不合理的情形,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司法实践中面临的问题。通过对相关有效判决文书的归纳和梳理,发现司法实践中在认定本罪“情节严重”时仍面临着认定标准单一、信息类型交叉重合、信息数量认定粗糙以及部分情节设置不合理等问题,这些问题也成为司法机关认定本罪时的难点所在。为极力破解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情节严重”司法认定中面临的困境,前提是要明确涉案信息为刑法所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之后通过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相关理论的探究,在明确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保护法益为包含公民人格尊严、人身安全及财产安全的个人法益的基础上,将“公民个人信息”定义为具有可识别性、真实性且与本罪保护法益具有关联性的信息。并以此为基础来解决司法实践中信息类型和信息数量认定难问题。此外,对于“情节严重”情节的设置也存有争议,这就需要探究“情节严重”在犯罪构成体系中的定位,并由此判定相关情节设置是否合理。通过借鉴客观违法构成要件要素说的思维,审视《侵犯个人信息解释》对“情节严重”内容的规定,剥离信息用途标准、特殊主体身份标准和主观恶性标准,并且基于本罪的法益属性,剥离违法所得标准。剔除相关不合理情节后,还要明确保留信息类型和信息数量的认定方式,并结合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进一步优化信息类型和信息数量的认定标准。同时建议增设危害后果标准,并建议将“利用履行职责或提供服务的便利,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并出售、提供”的行为作为“情节严重”认定标准,明确“情节严重”应有的认定模式。最后还要特别强调,在认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情节严重”时,要采用综合性思维进行考量,并注意对不同标准适用上的先后性进行区分,避免在认定“情节严重”时存在严重的“唯数量论”倾向,以此来实现对本罪“情节严重”的正确合理认定,解决司法实践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