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公共卫生是一种通过运用现代生物医学和公共卫生学原理来提高人群健康水平、防治疾病的实践活动。在现代社会，公共卫生管理已经成为一种国家体制，并且是政府的基本职能。对中国来说，现代公共卫生管理制度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外来制度。自晚清中国陷入严重的民族危机之后，在强大的提高国民健康水平、增强国力的现实需求面前，中国开始尝试将这一西方制度移植到中国。　　然而，移植一种制度并使其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中成活，远非医学知识和器物的输入那样简单。在晚清和民国，无论政府还是专业精英都没有认识到，现代公共卫生管理制度本身是一种“昂贵”而且“脆弱”的制度:无论是负担一个专业管理部门还是提高社会的清洁卫生水平，都需要高昂的成本。这样一来，这个制度对一个社会的教育（尤其是医疗教育）、经济水平、文化水平、政府的社会控制能力等方面都有着较高的要求，而中国社会当时还远远无法达到这些要求。　　这样的情况注定了中国引入现代公共卫生管理制度之后必然会遭遇诸多难以解决的困难。某种程度上，今天的中国在许多领域都还在经历类似的困难。　　本文以1935年国民政府统一川政之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成都的公共卫生管理为研究对象，通过其肇端、官方制度意图、政策法规的设计以及实际执行情况的介绍，力图呈现现代公共卫生管理制度在中国社会中遇到的种种困难，并由此开启至今尚未划上句号的中国“师西”历程中的制度之思。　　除绪论和结语而外，本文正文共包含四章。在绪论中，作者陈述了本文的选题理由、研究现状、资料来源及研究思路。第一章介绍成都现代公共卫生管理肇端的背景和经过、中央与地方在川省公共卫生管理控制权上的争夺，以及公共卫生对国民党政府“国家重建”的制度意义。第二章是关于成都市政府卫生事务所这一市级最高公共卫生管理部门的介绍。本文从这个新兴专业管理部门与本土官僚系统的相互关系、机构沿革、职权范围、人事变迁以及管理困境等角度，揭示了一个现代公共卫生管理机构与当时的成都社会之间的疏离问题。第三章讲述政府主导下的成都城市公共卫生改造，覆盖了饮水卫生、环境卫生以及包括食品业在内的各类商业经营的卫生整顿。第四章是关于政府对医药业的管理。在介绍了防区时代的医药管理及其效果之后，随即进入国民政府统治时期成都的医药管理及其困境。第三章和第四章均重点突出政府在各个领域的法规体系、法规执行过程中政府与本土社会的博弈过程以及最后的实际效果。结论部分对前面四章中的内容进行了概括，并对政府公共卫生管理中的挫折甚至失败的原因进行了制度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