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法》第25条将原告划分为行政相对人以及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并规定适用利害关系标准对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进行判定,但关于“利害关系”的解释认定我国学界和实务界众说纷纭,难以达成统一明确的认定标准。而最高人民法院在2017年“刘广明诉张家港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案”的再审裁定中将保护规范理论与主观公权利相关概念引入行政司法审判,将对行政诉讼起诉人与被诉行政行为间有无利害关系的判定转向查明行政实体法上主观公权利的存在与否,通过对主观公权利和反射性利益进行实质区分,将法律上保护的权益与公法请求权相结合,成为了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判定的一个新标准。此后,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各级法院在行政审判实务中较为频繁地适用保护规范理论判定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司法实践推动了我国法学界对该理论的关注与研究。保护规范理论源自于德国公法,其产生发展历经了旧与新两个阶段,已成为德国公法中判定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成熟理论工具,于我国原告资格的判断具有较多的可借鉴之处。自其引入我国司法实践以来,我国理论界与实务界对保护规范理论的探讨和适用处于一种混乱状态,学界既有支持者,亦有反对者,司法审判中有法院适用也有法院坚持原有的利害关系标准。因而,梳理清楚保护规范理论这一外来理论,是探讨其在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判断中能否适用这一问题的前提条件。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范围呈现逐渐拓宽的趋势,但利害关系标准有着对“合法权益”与“因果关系”认定不一的现实困境,不利于对公民公法权利的充分保障。而引入保护规范理论有利于这一现实困境的解决,在司法实践中,引入该理论确能为判断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提供更加客观的依据,也有利于平衡诉权保障与防范诉权滥用,明确区分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主观诉讼与客观诉讼。同时,我国在原告资格问题上坚持主观诉讼的功能定位、制定法体系与公私法制度的分立以及行政相对人与第三人区分的两层次原告资格构造,都表明了我国具有保护规范理论司法适用的制度基础。然而保护规范理论在我国的司法适用实践也有诸多需要反思之处,其中最主要的是并未形成统一且具有操作性的司法适用路径,无法为司法实务提供清晰明确指导。为了更加正确、妥当地适用保护规范理论,需建立一条较为合理的“三步骤”适用路径,并结合各行政案件中原告资格特点,探讨典型案件中保护规范理论适用的具体规则,从而为值得法律保护且需要法律保护的权益提供更加及时、有效的司法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