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数据时代,行政机关兼具个人信息保护者与个人信息使用者双重角色。基于行政机关特殊的身份性质,其在收集和使用个人信息时相较于民事主体具有天然的便利性,是优势亦是风险。若行政机关能妥善利用个人信息,不仅能为其履行行政职能提供便利,亦能保证行政决策的科学性与准确性。但若行政机关不当利用个人信息而造成个人信息泄露,则将肇致不可估量的风险。故而,在大数据时代,加强对公民个人信息的行政法保护是题中之义。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个人信息立法层级低、保护范围狭窄、法律规范极端原则化、实践操作性低等困境,但《个人信息保护法》尚存在行政法保护存在不足,具体表现为:个人信息立法保护的行政属性不明、个人信息保护主体不明确、处罚裁量权过大、行政法保护不力缺乏监督、行政规章缺位、个人信息保护意识较为淡薄、个人信息执法力度薄弱等问题,亟待解决。有基于此,本文以个人信息的行政法保护为研究对象,针对《个人信息保护法》存在的行政法层面的问题,结合美国、日本与德国三个国家个人信息行政法保护的经验,从强化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的行政属性、完善行政监管制度、明确政府监管主体、提高公民法治意识四个方面提出完善建议,以期能为我国个人信息的行政法保护提供解释及规范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