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政作为中国古代一项具有战略地位的制度,历来倍受重视,对历代马政进行研究,有助于加深对其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认识和理解。唐朝统治者在继承前代马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而又颇多创新性举措,从而保证了唐代马政制度的连贯性。唐代马政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兴盛——暂衰——复兴——衰微四个阶段,每个阶段的发展轨迹又大致与其间的国势走向相对应。贞观至麟德时期,对应的是唐初马政的兴盛,具体表现为徙马于陇右,亦即在继承秦汉至魏晋河西陇右牧场的基础上,而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开发,并选用专职人才总管群牧。乾封至景云年间,唐代马政进入了短暂的衰落期,具体表现为高宗武后时期永隆夏州失马与垂拱年间的马匹损耗,造成这次马政暂衰的原因,则主要在于其间唐与突厥等族之间的战争,而马牧人才的短缺也可能是原因之一。唐玄宗开元至天宝时期,是为唐代马政的复兴期,具体表现为官牧与民牧都有了较大发展,其时不仅官营牧场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民间马匹也得益于国家的鼓励政策而有了快速增长。唐代马政的衰微则经历了较长时期,大致从“安史之乱”发生以后,唐代马政就进入了下行轨道,具体表现为河西陇右牧场的丧失、马政治理的困境日渐其甚,从而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败。唐代马政治理的高效运转,得益于中央马政机构与地方马政机构的默契配合以及相关政令的有效执行。唐朝中央马政机构分为行政和事务两个系统,尚书省驾部司作为马政系统的最高行政部门,负责向全国发布相关政令,指导马政事务机构各司其职。太仆寺作为中央马政最高事务机构,下领乘黄、典厩、典牧、车府四署以及沙苑监等监牧,负责马匹饲牧、使用等马政事务。唐朝马政中央机构中,还有专为皇室提供驾乘服务的部门,其中殿中省尚乘局负责皇帝日常出行,掌管御马;太子东宫马政官署总管太子车马供应配备。而从武则天执政以后,又开始出现了使职差遣,其中闲厩使取代了殿中省和太仆寺的部分职能,但不久之后随着飞龙使的权力日趋扩大,闲厩使的这些职能又多数被其取代。唐代中央马政系统从唐初起,就存在固定职官和使职两种类型,后来随形势的变化特别是唐代中后期使职差遣制的日趋流行,使职逐渐取代了原有马政官员的权力。唐代地方马政经营主要以监牧为主体进行运作,分布在河西陇右的五十六个监牧,不仅蓄养官马,还肩负巩固边防的责任。监牧组织架构清晰,不仅职官僚属构成等级分明,而且基层劳动者也是层级井然有序,包括牧尉、牧长和牧子在内的基层劳动者也有一套选拔、任用的程序,从而保证了监牧的高效运作。唐代地方马政系统构成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吸纳了许多善于牧马的昭武九姓胡参与其事,这也是唐代马政成就突出的一个重要原因。完备的马政律令为唐代马政持续高效运作提供了制度保证。唐代马政律令涵盖了马匹的生产、征纳、使用和流通四个环节,从生产环节的奖惩,到征纳环节的马籍与马印,再到使用环节的调驯与禁损,再到流通环节的马匹交易的市券订立,都有一套严格的制度规定,不仅保证了马匹的生产、征纳,也保证了马匹的役使、交易和流通。唐代马政机构同样存在使职化的情况,随着唐代中后期使职差遣制的流行,使职逐渐取代了专职马政管理机构的权力,从而与唐代职官制度的变化同步,因此,唐代马政机构前后演变同样可以成为我们观察唐代官制演变轨迹的一个切入点。对于唐代马政,宋至清代学者总体上给予高度赞扬,并总结出相应的经验教训,他们的这些认识对于我们客观评价唐代马政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