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最终形成和疆域版图最后确定时期,也是历代对边疆地区开发建设卓有成效的一个时代。湘西苗疆是诸多边疆民族区域中重要的一个。18世纪是湘西苗疆大变革的时代,在此时期,湘西苗疆结束了四百多年土司制历史与近二千年的羁糜历史,顺利完成了其国家化过渡。18世纪湘西苗疆社会观念变迁有其特殊的背景。历代湘西苗疆与汉文化的交流,古已有之,或和平或冲突,正是这种交流使湘西苗疆和汉文化并未完全脱节,湘西苗疆因此或多或少地发生一些变迁。同时,湘西苗疆对汉文化形成既有抗拒、又有认同的互为张力的心理状态。直至18世纪,湘西苗疆社会观念的变迁还在继续,甚至更为巨大。笔者研究18世纪湘西苗疆社会观念变迁的主要内容,主要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为理论基点,以制度变革、物质生产、文化碰撞的变革引起的观念变迁为切入点。18世纪湘西苗疆制度发生了变革,相应的观念亦产生了变化。首先,厅县的整合与设置带来苗疆行政观念的变迁,湘西苗疆人民行政归属感增强。其次,流官的注入、基层管理新阶层、新公职人员的产生引起了苗疆社会组织观念的变迁,湘西苗疆人民开始逐步认同中央王朝的行政管制。第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引起了教育观念的制度化,中央王朝在湘西苗疆修建学馆,完善包括教师薪酬、入学要求、科考比例等与教育相关的制度,使湘西苗疆教育更加平民化和制度化,湘西苗疆的教育观念更加制度化。第四,湘西苗疆改变之前苗疆大小事务均按习惯法处理的方式,实行双法并用,使湘西苗疆对法律的认识进一步加强,法律观念逐步规范。第五,湘西苗疆义仓、常平仓、育婴堂、养济院等社会保障机构数量增加,湘西苗疆社会保障观念发生变化。原来的社会保障观念淡薄,是以家庭保障和家族保障为主,是以血缘为维系,是血缘性的社会保障形式,18世纪,湘西苗疆逐步建立了以地缘为维系的新的社会保障体系,苗疆人民社会保障观念进一步增强。18世纪对湘西苗疆的开辟,苗疆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首先,湘西苗疆生产得到很大的发展,招农开垦、疏浚河道,客民的进入带来很多先进的耕作方式和新的农作物。家庭副业和手工业迅速发展,苗疆人口迅速增加,与之相应的,苗疆的生产观念也发生了进步,苗疆人民更加重视生产耕作技术,更加关注家庭副业和手工业在生产中的地位。其次,中央王朝赋役征收设有定额,税收政策规范和统一,更新了湘西苗疆的赋役观念。最后,随着湘西苗疆经济的发展,中央王朝在苗疆适合的地方,如苗汉杂居区、交界区开设集场,允许苗汉正常交易,湘西苗疆商品贸易得到发展,苗疆人民贸易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18世纪中央王朝对湘西苗疆武力开辟和改土归流后,汉文化进入原来相对隔绝的湘西地区,汉文化的进入,与湘西苗文化发生碰撞,或者同化,抑或冲突。这种文化的碰撞使得湘西苗疆原有的婚姻、宗教、伦理等观念发生了变迁。封建礼法思想禁锢下的婚姻观念进入湘西苗疆,苗疆原本较为开放和自由的婚姻观念逐步礼法化。同时,中央王朝在湘西苗疆通过教育以使苗疆“知孝亲敬长之道,进退揖让之礼。”湘西苗疆的孝亲礼让、贞操观念等得到强化,伦理观念渐渐封建化。此外,中央王朝为了维护其统治,对苗疆宗教实行一些鼓励和禁止的措施。一方面,强行禁止椎牛祭鬼,另一方面加强苗疆人民的白帝天王信仰。此外,外来流民的进入,带来一些外来宗教,与本土宗教发生碰撞与融合,使湘西苗疆宗教中加入外来宗教元素,湘西苗疆的宗教观念逐渐多元化。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18世纪湘西苗疆社会观念的变迁,对湘西苗疆的社会存在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首先,苗疆制度观念的变迁巩固了苗疆的政治制度的实施。行政观念的加强促进了中央王朝在湘西苗疆的厅县整合与流官设置的实施;教育观念的制度化促进苗疆教育的发展；法律观念的规范保障了法律制度在苗疆的实施；社会保障观念的增强对社会推进了社会保障事业的开展。其次,苗疆生产观念的进步、赋役观念的更新、贸易观念的发展促进了苗疆经济的发展。最后,通婚观念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伦理观念的强化巩固封建专制的统治,多元化的宗教观念加强了苗汉文化的交融。湘西苗疆观念的变化又反过来影响苗疆的制度、经济和文化。但是我们不能太高估18世纪湘西苗疆观念变迁的程度。观念本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东西,其变迁并非一蹴而就,一朝一夕形成的,18世纪湘西苗疆观念变迁亦是一个缓慢的、循序渐进的过程。但是,18世纪湘西苗疆观念的变迁是苗疆社会得以发展的一个内在机制,是苗疆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研究18世纪湘西苗疆社会观念变迁,有助于理解湘西苗疆的历史进程,为当今民族工作的开展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