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是笔者对四川成都武侯区的藏文化用品街进行六个月的民族志田野考察撰写而成。本文通过对藏文化用品街聚居的藏族商人、各类顾客、街道卖店、所在社区、藏传佛教文化用品流通情况等，进行长期的调查，结合开放及结构式问卷，参与观察、正式或非正式访谈，并对主要报道人进行深度访谈与个案研究，以多元对话形式从事民族志考察。本研究的田野主要关注三个面向:其一、藏文化用品街道的形成发展历史:主要通过采访街道老住户和移居成都的资深藏族商人的口述、收集零星文献史料记载，勾勒出街道的历史发展概况。其二、藏文化用品街的藏人生活适应与变迁:包括居民的日常生活、节庆仪式庆典、宗教信仰、社会关系、婚姻状况等等，搜集街道中卖店创建、生存、发展的背景材料。其三、卖店及宗教文化用品流通的运作机制:探究佛教文化用品商品化、产业化过程、商品的分类、经营者和和消费者群体、行销方式以及交换方式，商品和礼物性质的转换脉络，通过宗教文化用品的商品化运作模式体现了宗教神圣性与世俗化的辩证统一关系。　　 本研究主旨在于尝试与人类学理论的核心议题对话:经济人类学主要关注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莫里斯.郭德烈( Maurice Godlier)，C.A.格雷戈里(C.A.Gregory)与阎云翔、杨美惠等人，在礼物互惠馈赠及礼物—商品—货币的交换辩证关系;文化研究领域重点采纳了托比.米勒(Toby Miller)的文化政策、大卫.海默哈夫（David Hesmodhlgh）的文化产业分析;旅游人类学范畴从纳尔逊.格雷本(Nelson Graburn)，迪安.麦坎内尔(Dean MacCannell)，约翰.厄里(John Urry)等对全球化与本土化视野下的观光旅游论述切入;亚洲佛教典范则从麦尔夫.史拜罗(Melford Spiro)对缅甸南传佛教民族志考察研究与谢和耐(Jacques Gernet)对中国寺院经济研究入手。配合成都藏文化用品街民族志考察资料，尤其是藏传佛教文化用品的商品化、产业化过程的分析研究，并与缅甸社会的世俗化、汉人社会的好命好运观进行比较，揭示面对社会变迁，藏传佛教文化在生存过程中的斡旋机制，以及它如何通过宗教文化用品商品化过程得以实践、求得生存发展。　　 围绕本研究主旨，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　　 首先，分析了藏传佛教文化用品存在的两种需求。一种是一般性的需求，即随着中国中产阶级数量的增加、消费主义崛起、深度旅游成为一种时尚，藏地文化旅游需求旺盛，特色的旅游纪念品需求也随着增加。同时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藏民信众宗教方面的各种需求增加，并且注重多样化、高品质、风格化等。另一种是特殊性的需求，即作为礼物的藏传佛教文化用品，而且这种需求的数额巨大。这类藏传佛教文化用品呈现出两个阶段、两种交换方式，即第一阶段的商品和第二阶段的礼物，它们表面上是以商品的形式交换，实质上通过仪式，凝结了一种神圣力量，然后转换成一种具有宗教意涵的礼物，主要在寺院与信徒之间，寺院与寺院之间，信徒之间，亲友之间，人神之间进行流动，因为这种礼物流动又创造出各种互惠关系，而这个巨大的关系网构成了藏传佛教文化用品的巨大需求市场。这就是隐藏在成都藏文化用品街背后的一个隐形规则，也是成都藏文化用品街能够繁荣发展的主要动力。　　 第二，需求市场的开拓。从藏传佛教文化用品的消费者群体考察分析，成都藏文化用品街开辟了藏传佛教文化产业和民族旅游观光业发展的巨大市场，文化产业和旅游观光产业相互结合不仅创造出经济效益，而且具有民族文化展示、传统文化再造和保护、保护城市多元文化生态、增进文化交流、促进和睦相处等更加深远的意义。并主要参考了台湾和日本在社区总体营造方面的一些成功经验，为成都藏文化用品街未来建设和谐社区提出了一些设想。　　 无论是藏传佛教文化用品的巨大市场需求、藏传佛教文化用品的商品化，还是目前藏传佛教文化用品的产业化发展，以及未来藏传佛教文化观光业的前景，都说明了藏传佛教走向世俗、适应新环境的途径，但从藏传佛教文化用品发展、繁荣的内在动力和运营机制显示出其神圣性的力量。　　 所以本研究的结论:宗教文化用品的商品化、市场化（世俗化）并没有影响宗教的神圣性，反而扩大了它的影响力，并成为宗教文化在现代社会背景下继续生存的一种有效途径，而宗教的仪式和信仰仍然是这些城市藏族社会生活的必要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