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日益成熟，企业并购越来越受到关注，企业家以此为手段，快速扩大企业规模，实现企业竞争力的飞跃。自2015年开始，中国A股市场并购活动“井喷”，优质资产作为并购标的成为企业家争相抢夺的对象。伴随而来的是，商誉总金额逐年快速上涨，其在并购对价中的比重越来越大，俨然成为我国上市公司快速提升账面价值众多方式之一。由此，学术界对并购活动和并购商誉的研究在近年来兴趣大增，在商誉相关因素和企业业绩的关系研究的相关文献不断发表。换而言之，并购活动以及并购商誉的作用和价值在业界和学界都得到一定程度的关注甚至认可。
　　不可忽视的是，并购商誉具有较大的判断空间，不仅包含了并购资产预期收益，还囊括了并购风险，也被视为并购风险的蓄水池。而上市公司溢价并购的常态化，反映出对并购所形成商誉存在非理性因素。并购方处于各种目的，支付过高的并购溢价，反映出资产定价偏误。无独有偶，与并购活动的相关法规和监管措施不断演化，会计准则自2006年开始也对并购商誉的会计处理进行逐步规范、修改和完善。在此过程企业并购活动和商誉金额都随着制度变迁而波动增长。相关研究尽管讨论了并购商誉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然而对制度演化背景下的商誉定价及其对企业业绩的影响方面研究较少。
　　本文以 2010～2018 年 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并购商誉对企业业绩的贡献和管理水平在并购商誉和公司业绩之间的调节作用，同时进一步研究，不同监管环境下并购商誉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发现以下结论：（1）并购商誉对企业滞后一、二、三期经营绩效产生较为明显的负面影响；（2）在宽松的监管环境中，商誉可能并非对企业业绩具有正面的促进作用，而在较为严格的监管环境中，商誉对企业业绩的影响是先负面作用，然后正面作用；（3）管理水平在并购商誉和企业业绩之间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且管理水平越高，并购商誉对企业业绩的负面影响越小。
　　本文的结论补充和拓展了 A 股上市公司并购商誉对企业业绩影响的研究，实证了非理性定价偏误并不利于公司经营业绩的提升。不仅对企业并购行为进行理论上以及实践上进行有益的指导，而且针对作者从事的实践领域，能够通过商誉和其他相关因素更好地识别企业质地，更加客观评价企业业绩，投资更加精准高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