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快速发展的今天,大大小小的公司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力军。我国在《公司法》中规定股东应当进行登记,但是为了鼓励市场经济的发展,增加投资的多样性灵活性,以及更加尊重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自治,《公司法司法解释三》中认可了股权代持协议的合法性,允许实际投资人不经登记以隐名股东的投资方式投资。但是这也带来了一定的问题,因为实际投资人以隐名投资的方式投资,导致了股权的名实分离,因此在司法实务中,名义股东一般债权人申请执行隐名股权时,实际投资人通常会提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实际投资人通常以“与名义股东的股权代持协议”“实际出资的出资证明”等作为证据来证明名义股东名下的股权的归属,以请求对其股东权利的保护。而申请执行人也会提出,其基于对工商登记的信息的信赖与名义股东达成协议,根据商法的外观主义原则其作为善意第三人的权益应当得到保护。因此,法院在面临此种纠纷时处于一个两难的境地,应当以实质主义保护实际出资人的权益还是依外观主义保护申请执行人?学界对“第三人”的理解不同,并且法律也并没有明确该“第三人”范围。此种情况下,是严格依照商事外观主义保障交易安全把名义股东的所有一般债权人都纳入该“第三人”予以保护?还是依据实质主义并将该“第三人”比照《物权法》中第三人进行解释将其限定在“与名义股东进行交易”的范围中,即名义股东以其名下股权进行质押等行为中而排除对其他债权人保护?不仅如此,我国对于实际投资人往往会在诉讼中提出的确认其股东资格,因为法律对于隐名股东是否具有股东资格予以明确,这是隐名股权能否强制执行产生纠纷的关键因素之一。在以上问题的司法裁判中,法官的自由裁量的范围很广,因此造成多个相同类型的案例却得出完全相反的判决的情况。本文将结合最高人民法院的最终做出判决的相关案例,总结问题原因,并找出问题的源头所在,然后以公平为原则,提出笔者的观点。本文包括以下部分:第一部分以案例的形式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结论为起点抛出问题以及相关争议焦点。即,隐名股东是否具有股东资格,《公司法》第32条第3款所称的“第三人”是否包括非交易第三人;实际投资人在参与公司生产经营时能否阻止隐名股权强制执行。第二部分为本文的核心,通过理论分析的方式对上述问题作出了解答,并且应当对隐名股东分类进行保护,包括完全隐名股东以及不完全隐名股东。第三部分提出以下完善建议（1）坚持商事外观原则,增加隐名股权登记制度（2）完善隐名股东显名化程序（3）完善对于《公司法》第32条“第三人”的界定（4）增设隐名股权强制执行的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