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的出台,明确了恶势力的认定标准。集中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加强说明恶势力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联系,即前者是后者的雏形,二者的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组织的形式上。另一方面,对恶势力的组织形式做了一个规范,将“尚未形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团伙”修改成为“尚未形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违法犯罪组织”,将恶势力称为“组织”而不是称为“团伙”,不但提高了恶势力的组织程度,还提高了认定恶势力的门槛。《指导意见》虽然对恶势力的概念做了规范,但其仅属于法律规范性文件,和刑法相对而言效力比较低,并且还会影响现有规范对恶势力的正确适用。法律明确一切犯罪和刑罚,而法律解释、规范性文件要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施行。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背景下,公安机关可能由于指标的压力,会超越《指导意见》的界定范围,将一般共同犯罪认定为恶势力犯罪。同时,恶势力概念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也由于《指导意见》效力层级较低备受限制。如果要进一步规范恶势力的概念,就不能在处罚恶势力犯罪的时候,局限于刑法总则对一般共同犯罪的规定,甚至需要增加关于恶势力犯罪的新罪名,显然这已经进入了立法层面,需要由《刑法》具体规定。因此,笔者在文中建议,我们可以考虑增加罪名、修改罪名、增加财产刑和资格刑等方式弥补立法上的不足之处,在惩处恶势力犯罪的时候,使其更具有法律规范性。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定的规律。实践中,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立不是一蹴而就的,能被大多数人接受的基本观点认为,“恶势力”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发展初期时候的表现,是它的雏形,如果不加以合理规范和打击,会逐渐发展成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我国的刑事立法就忽视了这种客观的规律,没有及时有效阻止有组织性犯罪的壮大和发展,忽视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打早打小”的刑事政策需求,往往只单方面的强调打击这种高级形态的犯罪组织,对已经部分具备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恶势力组织,常常视而不见,嗤之以鼻。从另一方面而言,如果没有一定的处罚标准,过分强调“打早打小”的刑事政策,在处罚恶势力组织犯罪的时候从重从严,把恶势力犯罪当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处理,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甚至违背依法治国的理念。但是如果坚持罪刑法定原则,根据现有规定,我国对恶势力犯罪的处罚按照共同犯罪处理,又会在打击恶势力犯罪的时候力不从心,不但突显不出恶势力犯罪相较于一般共同犯罪对社会的严重危害性,更不利于预防有组织性犯罪的发展,造成罪刑不适当。恶势力坐大成势离不开“保护伞”,所以在打击恶势力犯罪的时候,要深挖恶势力背后的“保护伞”,防止恶势力在“保护伞”的帮助下逐渐壮大。司法部门要统一办案认识。公安机关应当充分认识恶势力组织犯罪的危害性,对其辖区内的治安情况及时监控,对重要人员重点监督;检察机关对恶势力犯罪要尽快批捕,及时起诉,对其成员的犯罪前科情况和行为劣迹进行调查核实;法院在审理的时候,要抓住问题本质,准确适用法律,并结合立法精神予以认定。因此,为了有效遏制有组织性犯罪的发展,避免恶势力犯罪的滋生,减少在打击的过程中面临困境,我们要及时惩罚恶势力组织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