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尼位于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过渡区域,自明朝以来属于洮州卫管辖,作为西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中央王朝通过一系列制度对这片地区进行治理,僧纲制度是治理手段的一种。僧纲制度是明朝在总结了从南北朝开始逐渐形成作为重要宗教管理制度运行近千年的僧官制度,并进行一定的修改移植在西部民族地区的宗教管理手段。僧纲在设计之初“僧俗并设”,属于流官官僚体系,但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这一制度在卓尼地区产生了明显的异化。卓尼地区的僧纲和土司从设置之初就联系十分紧密,卓尼杨氏土司在因功受封土司职之前,土司家族就已掌握了当地宗教势力,中央王朝在给予土司地方行政、军事权利合法性的认可之后,对家族地方的宗教权也给予了承认并授予僧纲之职,以便将当地各方面治理都纳入中央王朝的管理中。这种封赏的逻辑在安多地区十分普遍,但像卓尼禅定寺僧纲沿袭未曾断绝且时间长达近五百年则颇为罕见。卓尼禅定寺僧纲与土司制度互为表里,并充分利用了僧俗皆可的制度要求,在卓尼禅定寺十八任正式任职的僧纲中仅有六人是由土司出家为僧的兄弟担任,其余皆为土司兼职,形成了一套人员在两个官僚系统中任职的特殊情况,确保了卓尼地区的行政、军事、宗教权利都集中于卓尼杨氏土司家族手中,形成了“政教合一”的地方统治。本文通过对卓尼禅定寺历任僧纲对其教区治理的梳理发现兼职僧纲和专职僧纲在禅定寺的发展中发挥的作用有着不同的侧重点,兼职僧纲侧重于禅定寺教区的扩张,而专职僧纲则将主要精力放在对寺院宗教文化的发展建设中,这种模式逐步提升了禅定寺的影响力,奠定了禅定寺在宗教领域的地位,但也限制了禅定寺在宗教对外扩张中自发的动力,使其逐渐在与新兴拉卜楞寺的交往与竞争中处于劣势。在不同的教区,僧纲也采取了不同的治理模式,可以通过禅定寺对属寺的管理模式不同划分出四个类别。禅定寺在教区内的不同治理模式也在其制度终结后产生了不一样的后续影响,这种影响对当地基层社会治理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在禅定寺的核心教区已经能够形成参与社会治理的各类民间自治组织,而核心教区之外社会治理的环境还未完善,政府领导之下,传统自治组织予以补充的治理模式仍将在一定的时间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