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澂是我国现代佛学研究的巨匠，他提出的“性寂”与“性觉”，在现代中国佛学研究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印度佛学的特点是“性寂”，而中国佛学的特点是“性觉”。笔者认为，“性觉”这一概念的全貌是吕澂对《大乘起信论》的批判过程中形成的。吕澂通过批判《大乘起信论》中的核心思想:如来藏思想，认为《起信论》将如来藏与阿赖耶识分开，又等同于真如，并且在缘起中作为发生学意义上的直接因，使得如来藏（真如）具有一切功德与觉性，即“性觉”，这就违背了印度佛学的核心思想。印度佛学是以“性寂”为理论核心，“转依”为实践行为，在社会的层面上是积极主动转变一切不合理的现象。《起信论》将佛学改造后，在理论上以“性觉”为核心，以“返本”为实践行为，在社会层面上更是承认一切现成，产生了消极适应的态度。　　吕澂以“性觉”批判中国佛教，对中国佛教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中国的主流佛教禅宗、天台宗、华严华皆在批判的范围之内，因此，自吕澂提出这一概念至今，中国佛学者们做出积极的回应，有赞同也有反驳，赞同者在论述中国佛教时往往沿用了吕澂“性觉”的概念。反驳者则从不同的角度去回应吕澂，或者从历史的角度再次对《起信论》进行考证，或者从义理上证明《起信论》的思想并非“性觉”，或者从文本的翻译上再次研究《楞伽经》与《起信论》之间的关系等，试图推翻吕澂的结论，以化解吕澂所带来的时代问题。　　本文通过梳理吕澂对《大乘起信论》的批判来明确“性觉”的定义，再研究吕澂在运用“性觉”概念批判中国佛教时的具体范围，以说明吕澂提出的“性觉”说并不能涵盖中国佛教，其具体的范围只是中国佛教的一部分，并结合当代最新的研究，找出吕澂对《起信论》批判的关键点，回应这一时代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