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将宗教规范置于法律文化视野下，运用史论结合、法理分析的方法，对其基本理论和热点问题进行研究。文章主要解决三方面问题：第一，宗教规范的含义、社会文化基础和历史演变。第二，传统社会宗教规范生存和保持活力的表现及根据。第三，当代社会宗教规范的处境及其创造性转化。本文认为，从法律文化的视角看，宗教规范属于法律文化的一种，它的存在和发展有着特定的社会文化基础，其演变过程呈现一定的规律性。从宗教规范的规范层面、治理层面和价值层面分析，传统社会宗教规范之所以能够生存并具有活力，其原因主要在于灵活性的解释和适应，以及展开多个层面的对话和交流。在当代社会宗教世俗化和多元化的趋势下，宗教规范要生存和恢复活力，必须进行创造性转化。宗教组织应定位为社会“第三部门”，宗教规范应作为民间社会规范存在。宗教团体自治和政府依法管理是宗教规范生存的条件，宗教对话则是其生存和保持活力的必要途径。本文除导论和结语外，正文包括七章内容：第一章阐述了宗教规范的含义和分类。指出，从法律文化的视角出发，宗教规范属于法律文化，它主要包含三个层面：首先，宗教规范是一种规范形态。它是信仰观念的外在化和规范化，是宗教团体和个人奉行的行为模式；它以宗教组织内部规范的形式存在，是宗教组织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其次，宗教规范是一种社会治理方式。它具有不同于其他社会治理方式的特性；同时它也是宗教群体和信仰者的独特生活样式。再次，宗教规范是一种价值体系，具有独特的价值体现。根据政教关系及宗教规范与国家法之间的关系，可以将宗教规范分为四种类型：(1)作为宗教组织内部规范的宗教戒律，如佛教道教戒律清规；(2)作为民族生活方式的宗教规范，如犹太律法、印度教法；(3)政教合一体制下的宗教规范，如伊斯兰教法；(4)政教二元体制下的宗教规范，如中世纪的基督教会法。第二章阐述了宗教规范的社会文化基础和历史演变。指出，宗教规范的产生和存在是维系宗教组织的需要；宗教规范的内容源于社会；人类认识的有限性和神话思维方式是宗教规范的认识基础；人的宗教性或宗教感是宗教规范的人性基础；对生存焦虑的解决、生活意义的追求是宗教规范的情感基础；禁欲主义是宗教规范的文化基础。同社会历史分期相联系，宗教的演变过程可以分为原始宗教、国家—民族宗教和世界宗教等阶段；相应地，宗教规范也经历了从原始宗教规范，到古代国家—民族宗教的宗教规范，再到世界宗教规范的演变过程。原始宗教时期各种性质的规范混为一体，并以宗教禁忌形式存在，其中已包含一定的伦理因素。到了阶级社会，制度型宗教逐步具有伦理化特色：崇拜对象被视为伦理道德的渊源；宗教信仰成为一切伦理道德的根基。也就是说，宗教规范存在一个由宗教禁忌向伦理化、道德化的戒律、礼仪、律法的变化过程。第三章论述了宗教规范作为一种规范形态的特点。指出，从规范内容看，宗教规范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是信仰观念的外在化和规范化。宗教规范被信仰者看作来源于神圣，并以人对神的虔信为效力根据。信仰观念是宗教规范的思想基础，宗教规范是信仰观念的外在化和规范化。二是世俗规范的宗教化。宗教规范为了生存需要，往往吸收国家法律、正统伦理观念或习俗习惯等，使之成为自身的有机构成部分。宗教规范的调整对象主要涉及两类关系：神与人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宗教规范不仅调整人的外在行为，也调整人的内在精神。从规范形式看，宗教规范通常表现为人对神的义务性规范，具有混杂性、宽泛性和包容性；宗教规范既惩恶又扬善，它不仅要求不得作出一定行为，而且必须作出正当的行为；不仅仅是遵循字面的要求，而且遵循引申的含义。宗教信仰的神圣性和权威性，也导致它的保守和僵化。为了适应社会文化环境的变迁，宗教规范需要进行灵活性解释，并形成特定的解释主体和解释方法。由于不同解释观的存在，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流派。第四章论述了宗教规范作为一种治理方式的特点。指出，从追求目标看，宗教规范的目标是建立宗教文明秩序。从权威机构看，神灵被信仰者看作宗教规范的立法者、执行者、监督者和裁判者。但实际上，各个宗教都有一定的权威机构，有自己解决纠纷的途径和渠道。从秩序形成方式看，宗教规范一方面注重外在的强制作用，另一方面更注重信徒的自律意识。其中既包括他治的成分，也包括自律的因素，而其主要特征就是由外在的强制转化为内在的自律。从惩罚机制看，宗教规范的惩治主要是宗教性的，关涉到信仰修行目标的达成。其惩罚具有必定性、机械性和双重性等特征。在不同的社会治理方式之间，存在一定的历史关联，同时，宗教规范能够与其他治理方式开展对话与交流，可以相互配合运用。第五章论述了宗教规范作为一种价值体系的特点。指出，在宗教规范中，对“神圣者”的信仰居于核心和支配地位。作为宗教构成的两个部分，信仰观念与宗教规范相互依存，不可分割。在虔诚的信徒看来，宗教规范不是禁锢和压制，而是自由和解放，因而对之表示尊崇和热爱。同时，宗教规范在神圣化与合法化，终极关怀与人格塑造，以及建构文化空间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第六章论述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制度型宗教的特点。指出，中国传统社会拥有一个层次分明、结构复杂的宗教规范系统，制度型宗教居于中间层面。在政教关系上，王权至上是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集中反映，宗教组织及其规范往往处于依附地位。国家法与制度型宗教之间的关系，是政教关系的集中表现。一方面，宗教规范要生存和发展，必须接受国家法的管辖和控制，国家法为其划定作用的领域和空间。只要不涉及到政治性诉求，宗教组织是能够得到国家、政府的保护甚至扶植的。另一方面，宗教规范相对国家法是处于依附和服从的地位，它们对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发挥辅助性的调整功能。在中国传统社会文化背景下，制度型宗教的存在和富有活力的主要原因在于，它们不同程度上存在着一定的灵活性解释机制，能够开展各个层面的对话与交流。第七章论述了当代社会宗教规范的创造性转化。指出，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宗教领域出现了世俗化和多元化的趋势。就中国宗教而言，一方面，尽管社会变革大大削弱了旧有的信教根源，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又带来新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宗教有了新的增长点。另一方面，在宗教恢复和发展的同时，也表现出强烈的世俗化和多元化色彩。宗教的世俗化和多元化，使得宗教规范既面临生存的危机，又面临恢复和发展的机遇。宗教规范要在当代社会生存和发展，必须进行创造性转化。在政教分离的当代社会，从性质上说，宗教组织应定位为社会“第三部门”，宗教规范应作为民间社会规范存在；而宗教团体自治和政府依法管理则是宗教规范生存的条件。同时，宗教规范要在当代社会文化背景下恢复和保持活力，必须适应时代要求，开展各个层面的对话和交流；可以说，对话与交流是其生存和保持活力的必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