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译论是以原文为中心的，大多局限于语言层面的思考，而当代翻译研究的重心已转向译文，开始重视译文／译本研究，以探究和揭示影响与制约翻译(译文)的社会、政治、文化等复杂的因素。如解构主义译论认为正是翻译赋予了原作新的生命，译文是一种独立的写作形式，它迥异于原文和译语创作文本。实际上，对一般译文读者而言，原作不存在，译作即是“原作”!目的论认为原文只不过是译文信息的提供者，是翻译目的决定了译文的翻译方法及策略。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实现自己的翻译目的，可以采取自认为合适的任何手段，只要目的达到了，就是可行的。改写论则明确提出了一种“以译本为中心”的翻译文化研究理论，认为“翻译当然是原文的一种改写形式。所有的改写形式，无论出于什么意图，均反映了一定的意识形态和诗学；而此意识形态和诗学在特定的社会又以特定的方式操控文学，改写就是操控，为权力服务。……翻译史也是文学创新史，是一文化对另一文化形塑史。”这就是著名的操控翻译的“三因素说”：即意识形态，主流诗学和赞助者。 以上为第一章导论部分，主要谈及当代翻译研究中的译文转向问题。正是在此理论背景下，笔者以汉语译文为中心，首次系统探讨了Cuore在中国百年的译介与接受情况。 第二章是Cuore在中国百年(1903-2004)的译介与接受简况。共分三节谈了亚米契斯其人其作及其文学地位、文学影响，亚米契斯在中国当代外国文学史上的“不幸遭遇”，并对Cuore在中国百年译介情况列简表予以说明。 第三章则是从当代翻译理论的视角对Cuore在中国译介与接受的理论探讨，也是本文研究重心所在。主要阐释了包天笑译本与夏丏尊译本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情况，并简要分析了1949-1980年中国Cuore译介空白现象和1980-2004年Cuore译介再度繁荣现象出现的原因。通过讨论可以看出，有许多复杂的译入语社会、文化等因素影响和制约了作品的翻译与接受。 结语部分对全文的主要观点加以总结。通过对各译本的综合再阐释，提出了几个尚待解决的问题，并简要谈了自己对其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