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对顾炎武文论与明清之际文化生态进行了分析。作为中国17世纪伟大的学者与早期启蒙思想家，顾炎武立足现实的文学思想，跟他的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有着密切的关联。顾炎武的文学观，体现在其文章创作上，就是“文须有益于天下”主张的提出，这一主张也正是顾炎武文以经世思想在文学领域的集中反映，亦是他从事文学活动的立足点。由此出发，他把文章的写作视为一种救世的手段，“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并力倡“文不在多而在精”，反对急功近利、沽名钓誉的做法，对长期以来文学中存在的拟古弊病，进行了有力的抨击。为了挽救毫无生气的拟古之风，顾炎武还从文学史的角度，通过对文学形式变迁的源流的梳理，将“文人求古”视为文学中的病态，以历史主义的观点批判复古文风。顾炎武立足现实的文学观，反映在诗歌创作上，则是“诗主性情，不贵奇巧”。反对晚明理学对文学的抑情和束缚，主张诗歌本应具有的抒情审美本质，其诗作也无一不是他真实性情的抒发。同时又特别重视文人的社会使命，从器识论的角度论证文人的担当与责任，提倡文学的社会批判精神。明清易代之际的学术演变，并非个别、孤立、偶然的现象，而是当时整个社会和社会思潮变化在学术领域的反映。作为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任何人也无法摆脱“既定社会历史环境”的影响。顾炎武文论具有鲜明的指向社会现实的属性，以“夷夏之防”的固守来对待天崩地解的时代，以儒家之“道”为标准来评估社会发展之势，发出“明道救世”的呼声，体现了强烈的民族精神与文化救亡意识，对近代启蒙思想产生重要的启迪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