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对土地的需求激增,而房屋拆迁成为提供土地的重要形式。房屋拆迁涉及政府、拆迁户、开发商的利益调整,其中政府代表的所谓“公共利益”,与拆迁户代表的所谓“私人利益”,在房屋拆迁进程中发生激烈碰撞。由于制度滞后、法规执行不利等因素影响,房屋拆迁带来了利益纠纷、矛盾冲突等社会问题,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提高了社会风险,引发媒体关注。但是,媒介在进行房屋拆迁报道时,既会受到来自政治、经济、文化等的约束,也会受到媒体报道策略、自身定位的影响,有着不同的媒介呈现。框架理论者认为,框架是选择、强调和呈现的原则。进入新闻传播学领域后,框架理论重点关注的是传播者在组织新闻文本时渗透的一系列准则,以及对新闻文本的框架分析。因此,探讨媒介房屋拆迁报道中遵循着何种框架,可更为深刻地认知媒介的房屋拆迁新闻生产的特征与规律。《南方都市报》是关注房屋拆迁的典型媒体,2008-2012年间,共刊登房屋拆迁报道1086篇(约每1.71天1篇),抽样后,本研究的得到358篇相关报道作为研究对象。本文运用新闻传播学中的框架理论,对《南方都市报》(2008-2012年)房屋拆迁报道进行内容分析,探究该报房屋拆迁报道的框架选择。针对报道时间、主题内容、消息来源、事发地点、文本形态与情感倾向等类目进行内容分析与统计。根据报道数量、报道主题和当时社会情境等信息,总结出该报2008-2012年间的房屋拆迁报道可分为两个区分明显的阶段,其中2008-2010年为研究期内的“震荡”期,2011-2012年为平稳期。此外,在房屋拆迁报道的框架选择方面,该报主动或被动地遵循了政治框架(重官方消息、重社会稳定),法治框架(呼吁规范拆迁、推进法治进程),冲突框架(反映冲突、凸显矛盾),亲民框架(贴近群众、贴近生活),权威框架(信息权威、观点权威,大事在场),平衡框架(话语权、情感倾向的平衡),批评与建设框架(既为“拍砖者”,也是建设者)。最后,笔者还指出框架在新闻生产中有利有弊,它们既为新闻生产提供样式、提升了生产效率,也对报道产生限制。而媒介的房屋拆迁报道,是对社会进程的非完整记录,会受到来自政府、公众的影响,是一种对社会妥协后的选择。同时,作为社会进程的重要参与者,媒介在房屋拆迁中也存在对环境限制的抗争,通过具体房屋拆迁事件、房屋拆迁立法参与,推动着中国房屋拆迁的规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