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性语境下，“身份”问题再度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焦点。现代性语境带来的文化多元与碰撞；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冲击；这些都带来了群体性的“身份”危机，亨廷顿甚至大胆预言，未来世界的冲突将是文化的冲突。在这样一个时空背景下，少数民族作为弱势群体感受身份的威胁更加强烈，他们是否对自身的“身份”更加焦虑？身份是否已经被现代文化所“变迁”？这些都是文化研究者非常感兴趣的话题。我国作为一个正在向现代化转型的发展中国家，也措手不及地被卷入全球化的进程。面对更加复杂的文化形态，我国的少数民族一方面要面临融入主流文化现代化进程中的身份难题，另一方面要面对全球化带来的异质文化的考量，这对民族文化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在这样一个大的文化社会背景下，笔者对少数民族的身份问题十分感兴趣。　　 鉴于笔者生活在新疆，与维吾尔族朝夕相处，因此，选择维吾尔族的身份问题进行研究具有研究的便利。但新疆的问题又不仅仅是文化问题，从历史至今，各种恐怖活动以及分裂势力都是新疆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而新疆7.5事件的爆发使中外震惊，连普通老百姓都在思考新疆出了什么问题？文化、宗教、利益各方因素交织在一起，令新疆的问题十分复杂。笔者不揣浅薄，斗胆选取身份作为研究切入点想以此观照新疆问题的一个侧面。民族身份、宗教身份、国家身份成为笔者研究的对象，而这三种身份在个体社会化过程中不断通过教育机构进行再生产，笔者想要探寻这三种身份是天然存在矛盾还是后天制造的身份冲突？因此选取三种身份的生产过程--学校作为笔者的观察点，从身份生产与接受过程去探测三种身份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三种身份在生产过程中有着等级序列，这个等级序列和学生接受的等级序列刚好相反，其主要原因是身份生产过程中学校制造了身份的张力，一方面，学校通过排斥宗教身份、压制民族身份的做法引发少数民族的不满；另一方面，学校教育功能的弱化带来的是少数民族和主体民族现实差距的拉大，最终导致因利益竞争不公问题而产生族际冲突。　　 因此，笔者建议要减少冲突，寻求一致。多元身份并不是天然存在冲突，冲突的根源是人为制造的，我们要在尊重多元文化的前提下提升公民认同，寻求多元身份之间共识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