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主义自19世纪后半叶兴起，其理论的自觉和成熟是以1978年萨义德《东方学》出版为标志。东方主义批判在后殖民理论中占有突出的位置，它揭示出作为学科的东方学并不关于东方的客观认识，而是西方人对东方的想象，充满了西方中心主义意识。而后殖民主义则致力于对这种顽固的西方中心主义进行批判，目的在于消解这个中心，使东方边缘文化获得发言权。 在后殖民理论中，萨义德对东方主义的批判对第三世界的影响更大。但萨义德本身也有很大限度，他的出身、东方体验和知识学力使他的理论无法拿到东亚直接运用，其理论结论也受制于具体语境。而东亚的特殊性则表现为，东亚国家没有沦为西方的殖民地，东亚知识分子向西方的学习是主动的，而是像西亚或阿拉伯地区那样是一种“被迫的教化过程”。中国国民性理论便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产生的，梁启超、孙中山、鲁迅纷纷加入对国民性的批判，并形成了具有百年历史的启蒙批判话语。但后殖民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却直接针对国民性话语，冯骥才认为鲁迅中了传教士的“计”，刘禾认为梁启超和孙中山也不得不屈从于欧洲人。这种对国民性的批判遭到了学术界很多人的抵制，人们认为刘禾等人不顾语境的差异，盲从西方理论，把晚清和五四思想文化先驱们描述成了萨义德笔下“参与了其自身的东方化”的被殖民代表。其实，刘禾自己的“国民性神话论”则与萨义德批评的“现代东方自我东方化”异曲同工。 一生致力于批判国民性的鲁迅，按照竹内好的解释，正是把“他者”作为自我否定的契机，使新的主体不断生成。竹内好所提供的理论视野，让我们认识到固守自我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像鲁迅那样，自我否定式的自我固守；另一种则像狭隘民族主义那样，自我肯定式的自我固守，而这恰恰是一种自我迷失。它陷入了萨义德所一再批判的“始源性”思维方式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