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力图从文学行旅的视角切入，分析晚清中国文学对“庚子之乱”的书写，在地理秩序、国家想像、书写姿态嬗变的结合处，对二十世纪中国思想与文学发轫的起点与转折的契机有新的解读。 当代论者常常谈及“从戊戌到五四”的变革脉络，“庚子之乱”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冲击与作用，常常在研究者的论述中被遮蔽于戊戌响亮口号的阴影中。其实庚子之后的晚清中国，其思想文化、文学艺术、政府的内政与外交、社会的时评巷议与人心是非，都陡然走向求新救变。其中变化之突兀，用意之决绝，影响之深远，已不能简单地从戊戌时少数士子吁求变法维新的响亮而短暂的口号中求证因果。“庚子之乱”固为悲剧惨变，但是这场被时人称为“自有国家以来未有之奇变”的动乱，以及其中蕴含着的颠覆性的意义与能量，它不但直接孕育了辛亥革命，也牵动着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心结与脉络。 此文关注的并非“庚子之乱”的历史，而是这段历史如何被晚清文学所叙述、书写、追忆和反思，以何等姿态出现在庚子至辛亥这十余年的中国公众想像领域。文学作品尽管只是出自于书生之纤弱素笔，但是正如方家所识，文学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影响着“国魂的召唤、国体的凝聚、国格的塑造，乃至国史的编纂”。在此文的视野下，重要的不是一场变革如何发生，而是这场变革如何早在发生之前就在想像、虚构、书写的层面上具有了合法性；重要的不是鲜血与兵戎如何摧枯拉朽地推翻一个历时近三百年的王朝，终结两千年中坚如磐石的皇权帝制，而是在这以前，彼时中国的公众想像领域内的风水流转如何早已微妙地化金石为枯朽；微妙的不是思想界振聋发聩的各种口号，而是众多作者的叙述与书写如何在有意无意间、不约而同地使一个时代的期待聚焦于某处，是作者虽然口号响亮，但其叙述身姿却与口号南辕北辙，早已潜移默化地使其口号背后所必需的思维方式黯然退场。论者常说，文学史是一个时代的心灵史，但其实文学在书写过程中，也在细致微妙处雕刻着时代的心灵，其叙写姿态之间，正是本文注目之处。 文学行旅凝聚着关于山河家国、本土海外的体认和想像，也能呈现意识形态与价值体系的代谢更替，行人旅途上的血泪、文学笔触的摇曳嬗变正是观察国运人情、时代变迁的绝佳视角。本文以文学行旅的角度切入，分三章展开全文论述。第一章“南北之辨和南北之旅”，分析晚清中国南北之间的分际分野以及文学书写中呈现的两条行旅路线的含义：第二章“西狩之旅”，整理晚清中国文学对战争与和平想像与判断的变迁线索，以及文学文本对朝廷战败“巡狩”行旅的呈现；第三章“暴力书写”，分析晚清文学对此场灾难间种种创伤经验的记叙与反思。本文认为，庚子题材的晚清文学，其叙写姿态勾勒出有别以往的想像世界和本土的方式。诗文小说在痛定思痛之时，实际上叙述逻辑中已经有意无意间使传统道统土崩瓦解，文学行旅的种种书写在颠覆了王朝的地理秩序的同时，王朝的意识形态秩序也随之崩毁；当寻求拯救的目光移向域外之时，一幅清晰的全球版图应运而生；循环世界观的消隐，线性时间观念的登场，视野跳出本土，使梦想与乌托邦的制造已不假于内求，所以彼时中国人不再期待下一位真龙天子，改朝换代的剧本无法再次上演。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面貌，在叙述逻辑上已被虚位以待。二十世纪中国的许多心结与脉络皆可于“庚子之乱”上溯源头。庚子“奇变”堪称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文化史与文学史上又一独立的转折关节。戌戊、庚子、五四也许才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进程上一次真实的三级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