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界对翻译策略的讨论由来已久。在佛经翻译的问题上，自汉代以来就一直存在着“文”、“质”两条路线的争论。从总的趋势来看，佛经翻译的实践又以贴近原文的直译为主流。本文从近代西方若干位重点讨论过翻译策略两分法的代表人物入手，从中理出一个可供分析佛经直译现象的理论框架，以此为参照剖析在长达八百年的佛经汉译实践中，直译策略的内涵、表现及成因，它给中国本土文化带来的影响，以及它留给后世的翻译经验等；并对照直、意两个译本，即玄奘与鸠摩罗什对《阿弥陀经》的同本异译，进一步论证直译派的翻译特点。 文中采用的直译一词涵义并不包括翻译初期字对字的死译、硬译，而是指尽可能贴近原文的一种翻译策略，与意译、节译相对。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也不是绝对的。质派如安世高，在介绍印度佛教中的吐纳之法时，也常常借用道家的术语和概念；文派如鸠摩罗什，在翻译佛教中的专有名词时也主张保留梵音，不用意译。所以本文在介绍译者时，尽可能做到全面的考虑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环境，以及读者对译者的制约等因素。本文的立足点是基于对翻译策略的描述和研究，而不局限于个体译者的表现。 通过中西理论的历时性参照和佛经翻译实践的共时性研究，本文得出以下结论：佛经翻译以异化策略为主，这并不能说明译入语的文化是开放的。因为异化策略的采用有其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在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下，从事翻译的主力军都是外来僧人，这反映出翻译活动尚未被纳入中国本土的主流文化范畴。对翻译结果的评价也因此游离于本土文化的价值体系之外。从而异化翻译在宗教界才大行其道，进而深刻的影响了中国的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