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加深、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贸易的全球化发展趋势明显,技术贸易,尤其是高技术贸易已经成为国家贸易实力及技术创新能力的重要体现,也是各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对“一带一路”建设而言,科技创新能力也是提高沿线国家（地区）社会生产力以及综合国力的技术支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普遍属于上升期,对科技创新的需求比较迫切,高技术贸易的潜力巨大。高技术产品是具有高技术附加值的产品,能够体现国家和地区的产业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因而高技术产品贸易不仅能够体现国家（地区）间的贸易水平,还反映了国家（地区）技术创新水平的高低。当前有关高技术产品贸易的研究主要从单一产品、单一行业或者单一技术咨询服务视角展开,缺乏综合的系统性研究。随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间科技合作交流以及贸易联系日趋密切,能够体现国家（地区）间贸易实力、产业能力以及技术创新能力差距的高技术产品贸易研究也因此受到了关注。基于此,本文采用OECD高技术产品种类划分标准,以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中的高技术产品贸易数据为基础,根据数据特性和研究基础,将“一带一路”141个国家（地区）作为研究样本,综合运用空间分析、网络分析以及计量分析方法,对“一带一路”高技术产品贸易格局的时空演化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1）“一带一路”高技术产品贸易规模扩大明显,除武器产品外,其余八类高技术产品贸易规模都呈快速增长态势。电子通讯产品始终是“一带一路”高技术产品贸易的主导产品,其贸易额占比始终维持在50%左右,科学仪器产品则是贸易额增速最快的高技术产品。以电子通讯产品为主要进口及出口产品的国家（地区）数量最多,中国、新加坡、中国香港、韩国以及马来西亚既是“一带一路”电子通讯产品的主要供给国（地区）,也是“一带一路”电子通讯产品的主要消费国家（地区）。从“一带一路”高技术产品贸易的格局来看,研究期间,“一带一路”高技术产品进口贸易始终呈现东亚-东南亚主导、欧洲辅助的格局而出口贸易则由东亚-东南亚主导、欧洲辅助格局转变为东亚-东南亚绝对主导格局,高技术产品贸易总规模最大的国家（地区）经历了由新加坡到中国香港的转变,出口贸易规模最大的国家由新加坡转变为中国,进口规模最大的国家（地区）则经历了由新加坡到中国香港的转变。研究期间,仅少数国家（地区）能在“一带一路”高技术产品贸易中实现贸易顺差,国家（地区）间贸易收支不平衡现象加剧,贸易顺差国家（地区）高度集中在东亚及东南亚。（2）“一带一路”高技术产品贸易网络持续扩张,国家（地区）间贸易联系逐渐增强,贸易的效率以及贸易网络的联通性都不断提高,贸易网络呈现出明显的小世界特征。在“一带一路”高技术产品贸易网络中,东亚的中国、中国香港、韩国以及东南亚的新加坡、马来西亚作为网络核心节点,对贸易网络演化有明显的带动作用。从“一带一路”高技术产品贸易网络的空间格局来看,研究期间逐渐形成了以“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为核心的单拱空间格局,贸易流高度集中在东亚以及东南亚,中国作为贸易网络的核心,在“一带一路”高技术产品贸易中辐射的范围越来越广。“一带一路”高技术产品贸易网络存在明显的等级层次结构以及社团集聚结构,在等级层次性发育上由“中国香港-中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构成的多核心层级结构发展为“中国大陆-中国香港”构成的双核心层级结构,各圈层发育逐渐均衡,但多数国家（地区）依旧处于边缘地区。在社团结构上,社团的构成主要受地理邻近性及高技术产品贸易强度的影响,“一带一路”高技术产品贸易网络始终由三个社团构成,主要为中国、中国香港以及韩国引领的东亚社团,新加坡、马来西亚引领的东南亚社团和由中亚、南亚、西亚、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区组成的大社团。（3）“一带一路”高技术产品贸易格局演化受到进口、出口国家（地区）经济因素、社会因素、距离成本、对外开放程度以及科技创新水平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进口、出口国家（地区）的经济规模、社会环境稳定程度以及对外开放程度均对高技术产品贸易的发展演化具有正向作用,进口国家（地区）的科技创新水平以及出口国家（地区）的基础设施水平也对高技术产品贸易格局发展有推动作用,进口国家（地区）与出口国家（地区）间的距离成本对高技术产品贸易发展有负向影响,而进口国家（地区）的基础设施完善程度及出口国家（地区）的科技创新水平对高技术产品贸易演化发展的作用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