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颁行以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迈进地步伐不断加快,信用似水般润物无声渗入至社会治理每处角落。而构成核心机制的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因其既有治理之刚性,通过联合惩戒措施对失信行为进行事后的惩罚和约束减少其获利;又具备激励之柔性,可对那些损人利己的失信冲动发挥事先预防和制止作用,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之功效,尤为引人注目。作为发挥信用基础作用的新型监管机制,其设计之初衷是以贯彻“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政策精神,放大失信后果,将失信主体对一人失信转化为对社会失信。鉴于失信联合惩戒所产生的强大威慑力,在政府广泛应用于市场监管的同时也同样遭受合法性危机。为了平衡实效性与合法性,本文提出应对其进行法律规制,将其纳入法治轨道之内。为进一步展开论证,在第二章运用法学和经济学视野对失信联合惩戒相关概念及背后蕴涵深层次的信息不对称、重复博弈、需要国家干预进行阐释,并对其所具有的惩罚、威慑、激励法律功能优势进行了分析,试图揭示该制度的基本理论面相,为后文渐次展开论述奠定理论基础。第三章从现有制度框架、组织和保障以及实施效果进行实证研究。并在现状考察的基础上对失信联合惩戒在实践维度存在的法律规制困境进行探讨,指出存在社会信用立法进程滞后、失信对象认定标准和程序欠缺规范、信用信息公开共享机制不健全、联合惩戒措施适用泛化、失信主体权益保障机制亟待完善的现实困境,并剖析了问题表征之背后更深层次原因。为更全面、深刻理解失信联合惩戒在社会信用体系中的丰富意涵,采取比较法的视野,将目光着眼于国际前沿。本文第四章探讨了西方国家两种不同的失信惩戒体系发展模式背后的运行逻辑,分别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驱动型和以德国为代表的政府与市场双向驱动型,希冀借鉴有益经验为失信联合惩戒法律规制提供适合国情的“中国方案”。最后第五章基于对实践问题的分析和国外经验的借鉴,从完善实体法律制度、程序法律制度和救济法律制度出发,提出从加快社会信用立法进程、优化失信联合惩戒对象认定机制、健全信用信息公开共享机制、规范失信联合惩戒措施适用、完善失信主体权益保障机制等方面优化失信联合惩戒法律规制的应对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