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0世纪之交的“扒粪运动”，到1968年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创办的《60分钟》，再到1972年《华盛顿邮报》对“水门事件”的调查，一系列著名的调查性报道把这个特殊的深度报道体裁推向顶峰，成为世界新闻业内不可或缺的一个亮点。　　电视作为中国目前的强势媒体，同样遵循世界新闻业的发展规律，调查性节目正是深度报道在电视中的应用，也是电视媒体谋求深度的一个进步.近年来，随着《新闻调查》、《焦点访谈》等一批知名栏目的发展，中国电视界也出现了一批以揭秘、揭丑为内容的调查性节目，通过展示真实、鲜活的“可视事实”实现自身的批评意图，逐步增强了电视媒体在社会批评上的公信力，树立了电视媒体在舆论监督上的强势地位.　　全文分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电视调查性节目的兴起及其特征，探讨了调查性报道的基本特征——揭秘与揭丑，论证了电视调查节目与调查性报道同根同源的精神追求，提出电视调查节目的三大特征——选题的揭秘性和故事性、节目形态用“过程”说话、形象化可视化表达，最后总结出中国电视调查节目的内涵。　　第二部分是电视调查性节目的根基——调查理念与表现手法。一个调查性节目表达批评意图必须依托于具有电视特色的调查理念与表现手法，它来源于一个记者扎扎实实的挖掘事实以及讲述事实的能力，通过镜头语言实现批评的客观化.　　所谓电视调查节目批评意图的客观化，是指在不带有结论性和主观倾向的调查气氛中，观众随着记者一同调查、一同体验，根据“眼见”的事实和事实链条的逻辑联系自己得出结论.这种客观化表达发挥出了“眼见为实”的心理效应，能让观众在不知不觉中被吸引，从而投入情感和思想，深度地参与到电视传播中，也让自身的批评意图产生最令人信服的力量。　　那么，什么是调查的操作理念。首先是调查态度——问题意识和质疑精神。这并不是指去责难被调查对象，而是指质疑被调查者提供的解释是否有事实支撑，甚至是指能否找到新的事实“证伪”他的解释.一旦能够被证伪，他的解释自然不攻自破，新发现的事实自然也呈现出来.其次是调查原则——保持平衡的话语权，与任何人对话均保持平衡的心态，让观众了解各方面的意见，以便观众自己做出相对独立的判断。然后是调查逻辑——对浅表事实进行证实或证伪的能力。一个善于发现的记者会从表层事实中首先建立一个调查的基础和标准，以次为起点进行证伪以求得调查的深度.最后是调查中的情绪控制与矛盾控制。好的调查节目一般都会用一个又一个“惑”的提问和对“惑”的解答串缀而成。而作者的主观判断和情绪宣泄则应该基于被事实认定的证据。只有调查事实积累到一定程度，情绪宣泄才能成为行之合理的必然结果。　　电视调查性节目又有哪些表现手法呢？首先是基点——让调查出的事实说话.事实是最接近真实的新闻元素，深度的基点正是事实.之所以强调每个调查点的讲述须有事实支撑，是因为只有事实才能实现“或可证明，或可证伪”的功能.其次是重心——突出悬念，还原过程.过程和悬念是密不可分的一对，过程是前提，悬念是调味剂，二者交织起来才能让调查节目具备十足的吸引力.没有“悬念”的过程平淡无味，变成了一场无可欣赏的乏味表演.没有“过程”展示的悬念缺乏时间的积累，容易丢失层层推进的递进感觉。然后是效果——营造真实感.中国电视界的某些典型报道时常出现“事实真实，而传播效果却出现强烈失实感”的尴尬局面.典型报道为什么形成不了“典型效应”和“典型力量”？这是“真实”与“真实感”之间的差距.“真实感”的获得并不取决于选题，也是靠材料的堆砌和优美的词藻，它来自记者质疑的表述方式，能够经受住质疑的事实才是有真实感的.当每一个个质疑被解答之后，观众也能自然地走进了这个先进人物的内心深处。　　第三部分回顾了中国电视评论和批评语态的变迁，论述了中国电视媒体电视符号系统的独特性以及由此决定的批评形态，同时提出电视调查性节目的价值目标，说明当代中国电视调查性节目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舆论监督角色。　　电视媒体集纳了以往所有媒介在传播手段上的优势，既诉诸文字，也诉诸图像和声音，这种存在方式和运动方式决定了其信息结构方式必然是立体的。此外，电视传播中独有的“可视”人物使媒体与受众的传播还原到了人际传播中最可信任的初始状态，又能最大限度地延伸人的感官，把观众的听视系统都引向新闻现场，具备文字传播和单纯声音传播难以企及的亲切感、现场感和立体感。　　这种符号体系的独特性决定了调查性节目表现批评意图时必须要具备电视特征.它要告诉公众的不仅是思想观点和理性判断，更重要的是展示一个连贯的不可割裂的调查过程:通过“可视事实（可视的现场、可视的人)”、“同期声表意”、“蒙太奇纪实”这些电视元素，建立无可争辩的事实链条，实现媒体对社会的批评功能.由于这种“用事实说话”与“用过程说话”并重的批评带有最真实的现场感和实证价值，因而它能实现更大程度的批评力度，也许这才是电视传播与其他媒体传播的本质区别.具体讲，有三类批评手法:　　批评手法之一:擅用同期声批评。如果没有现场同期声录音，没有现场调查的谈话，观众很难感受到“真实”的存在，节目就无法用观众可感的“真实”实现自己的批评意图.批评手法之二:擅用现场批评.电视媒体现场感强的优势能够给观众带来直观的震撼力，往往非文字所能企及.铁证如山的纪实镜头让监督与批评的权威性更加不容质疑，为调查事实的开掘提供了无法抵赖的画面支撑.批评手法之三:擅用细节批评.细节具有无可比拟的描摹作用和感染作用，能够使作品富于张力，是内容形象化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一个个揭示新闻事件的实质以及人物的心里状态的细节能够体现出记者独特的视角和发现能力。　　世纪交替，中国民众的权利意识逐渐增强，更迫切地要求舆论的公开和透明，中国电视调查节目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舆论监督角色？又将肩负着怎样的历史责任？勇于揭发社会不公的电视调查节目呼应着中国社会转型时特定的历史状态，常常表现出强烈的社会批评意图，并以自己独特的调查形态强有力地推动着中国社会的民主、法治进程，其理论依据正是舆论监督.在西方，新闻媒体被看作是与立法、司法、行政三大权力相抗衡的“第四等级(The Fourth Estate)”，担负着“看门狗”角色的守望和监视作用.中国的舆论监督也有着同样的精神诉求，力图将行政、立法、司法以及一切社会性的决策和实施过程置于人民群众的理性监督之下，实现其社会操作的“白箱化”。　　本论文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准备通过综观中西方电视调查性节目，采用文本分析、历史文献分析、量化分析、记者手记研究等方法，找出中国电视调查性节目带有规律性的操作方法，分析批评意图在电视媒体中的特殊表现形态，总结这类节目背后的思维理念，探寻电视调查性节目与舆论监督之间的关系，从而更好地为新闻实践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