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由东部向中西部地区企业迁移的现象逐渐频繁，产业空间格局不断优化。东部地区污染型企业本着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开始向具有成本比较优势的中西部地区转移，而中部地区政府之间围绕着经济资源展开竞争，不惜降低环境规制强度吸引从发达地区转移出来企业，期望在短时间内带动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中西部地区环境问题日益严峻。为防止内陆地区成为污染企业的“避难所”，中国已经将环境治理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逐步完善环境保护体制。
　　面对日益复杂的企业迁移现象，企业迁移的区位选择与环境规制的关系研究仍然是区域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学者们关注的热点。探讨企业迁移，尤其是探讨中部地区制造业企业迁移的区位选择与环境规制之间的联系，有助于正确认识在我国东中部地区产生的复杂的企业迁移现象，对引导东中部地区企业的迁移、全面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借鉴了空间经济学理论，尝试性的将环境成本纳入自由企业家模型，构建了具有环境约束的企业迁移模型，探究了环境规制的作用机制。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采用了空间分析和计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微观的视角刻画了企业迁移的空间分异，试图分析环境规制对不同类型企业在中部六省区位选择过程当中所起到的作用。通过研究表明：
　　(1)深入分析环境规制对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机理可以发现，政府较为严格的环境规制对制造业企业存在较强的挤出效应。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不断提高，企业的生产成本也在持续增长。当生产成本大于企业迁移成本时，长期均衡状态被打破，企业被迫聚集在环境规制较小的区域。
　　(2)环境规制对制造业企业的进入的负向影响不断加强。2008年前期环境保护力度较弱，环境规制对中部各地市的新建企业的影响也相对较弱。2008年后国家加大了环保力度，环境监管更加严格，环境规制对制造业企业的进入的负向影响不断加强，企业家在迁移决策的过程中更多的考虑环境成本的影响。
　　(3)国有企业对环境规制的影响并不敏感，而环境规制提升了外资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进入门槛。环境规制水平和地方政府的制度因素在市域范围内对非国有企业进入呈现出显著的负效应，国有企业的建立多出于政策性考虑，是地方政府投资冲动和相互竞争的结果，地域保护特征非常明显。
　　(4)污染密集型企业更希望迁移到环境规制较小的区域。对于经济发展较弱的中部地区，制造业企业的进入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就业增加以及居民收入提高等因素诱导地方政府降低环境规制强度，进一步推进了污染企业的进入，最终沦为东部地区的“污染避难所”。
　　(5)从实证结果的总体来看，环境规制已逐渐成为抑制企业进入的首要因素。不断增高的环境规制提升了企业的进入壁垒，地区政府的干预在很大程度上对企业的进入产生影响。
　　本文在环境规制对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方面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结果，但仍有许多不足，特别是在理论模型的构建、数据和指标的选择上有待完善，期待以后能够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