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民族乐器,是云南民族文化中一个浩繁而厚重的分支,也是云南民族音乐宝库的重要资源。傣族作为云南的独有民族,其丰富的音乐文化成为我国少数民族音乐宝库中的重要构件。傣族音乐文化中最具标识性的乐器,当属象脚鼓（guang）。以音乐地理学的立场,从语言文化圈的角度来区分,中国境内的傣族音乐文化圈,分别以使用泰语大泰方言北次方言的西双版纳傣仂方言区和德宏傣那方言区为核心并兼及其它方言区组成的文化群落。据此,本选题针对傣那文化圈的“象脚鼓乐队”作为学术关注点,这源于笔者前期在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田野工作为选题所奠定的实践基础。在傣族的日常生活中,以象脚鼓（guang）、铓（mang）、镲（xiang）组合而成的“三架头乐队”或称“象脚鼓乐队”,成为傣族民间乐器重要的配置。“象脚鼓乐队”一词属于局外人所赋予这一组合的称谓,作为文化持有者的专业术语,傣那族群则称这一组合形式为“hei guang hei mang”,意为“敲锣打鼓”之意。国内学术界对于象脚鼓的研究成果丰硕,但如何立足“文化中的声音”、将其作为“意义系统来解读”,以此对象脚鼓乐队进行整体关注的写作却显单薄。正如苏珊·朗格所言:“艺术是表现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是运用符号的方式将情感转化为可见的或可听的供人观赏的形式”。居于此,学界对“象脚鼓乐队”如何通过音响模塑、促进傣那民众达成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文化认同的探究尚深入不够,这为本选题的研究提供了可书写的内容和可研究的空间。在前期田野的基础上,笔者立足多角度、运用了多学科的方法并依托方法跟着问题走的“远经验”立场,在“对话”中对傣那文化圈的“象脚鼓乐队”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考察,提升了感性的体验与理性的归纳,为后期的书写奠定了“近经验”的基础。文本通过对德宏傣那文化圈傣族所属地域分布、文化背景、民俗传统以及宗教流派等方面的探究,考察了“象脚鼓乐队”在社会生活中所具有的象征地位及权力分配的关系。在写作中既努力探究象脚鼓音声作为“美感符号”在民俗礼仪中所彰显的娱乐功能、更探究其在仪式庆典中所发挥促进宗教传播价值有效性提升的艺术功能,完成了音乐学立场的解读与价值转码,在此基础上,通过音乐文化认同的学理关照,从音乐学的本体立场,对“象脚鼓乐队”音声技艺中的鼓点节奏、音声表达、配合关系以及肢体实践等音乐本体开展研究,以客体的视角探讨了“象脚鼓乐队”与文化主体之间族群心理的同构关系,将象脚鼓音声从“信号”层面提升为“符号”层面,完成了卡希尔“人所创造的文化形式都是符号形式”的自觉,使听觉意识与文化认同关系达成了逻辑的辨认,突破了主观判断的自说自话,由此,田野的数据转换为了学理的归纳,这样的思考过程,既有学术的挑战,也具备了学理表达的叙事。全文由五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介绍南传佛教信仰背景下傣族音乐的基本状况。在对中国境内傣族况貌进行简要描述的同时,以概述的形式对中国境内傣族、特别是傣那支系传统的乐舞状况进行了介绍,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基础材料的支撑。第二部分,对主奏乐器象脚鼓进行“内涵”与“外延”的符号阐释。首先,从文献典籍与口述访谈立场进行象脚鼓历史的溯源,完成象脚鼓外延部分的描述;而后通过实物符号的阐释,对象脚鼓在传统社会、现代生活与宗教场域三种不同维度的活动空间中,所展现形似象征的“内涵”进行了分析与阐释。第三部分,作为研究的主要内容,首先从乐器学的视角展开多点民族志的考察,对组成“象脚鼓乐队”的各式象脚鼓,分别从结构、形制、配置、音声、肢体技艺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为其后展开“象脚鼓乐队”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与分析提供了本体铺垫;而后,从“乐队”的音声本体立场展开讨论:通过单点与多点民族志的结合,对芒市与瑞丽不同仪式空间中多种“象脚鼓乐队”的表演形式进行了差异性比较,就傣那族群各区域民众与“象脚鼓乐队”音声之间文化认同的心理模式开展了访谈并完成了书写。第四部分,首先,运用音乐民族志的方式对“象脚鼓乐队”的音声形态与肢体行为进行了音乐学立场上的分析,将文化持有者艺术事实的多种乐舞范式与“象脚鼓乐队”实践中的节奏进行了谱面的分析与书面记录;而后以田野“聚合型”的方式,对芒市芒茂村典型性的“出洼”仪式进行了考察,对现场两支“象脚鼓乐队”的展演状态及使用功能的差异性进行了描述,揭示了仪式空间内观念、音声、行为互动的“地方性知识”的显现逻辑,描述了傣族社区精英通过象脚鼓音声促进仪式有效性、加强族群心理认同智识创造的生态智慧。正如美国人类学家夸美·安东尼·阿皮亚所指出的那样:“认同创造出团结的形式”。第五部分,立足家庭、社区、学校的不同空间,对文化多元背景下“象脚鼓乐队”多种形式的传承模式进行了典型性考察,就当下文化传承的不同状况进行了接受心理的归纳与分析,并对文章整体作出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