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的历史背景下，从任何角度来说，王韬都是一个边缘人：他多次参加科举考试却终生与举人无缘；他为官上书进言却终生谋不了一官半职；他信仰中国文化而又因特殊的机遇通晓西学；他忠于自己的祖国但又不得已“卖身事夷”，甚至受清政府的通缉而远走他乡。或许正因为处于这种边缘地位，王韬才会有进步的文化观。 在西方传教士和西方文化的长期影响下，在亲身游历欧洲的过程中，王韬突破了传统的中国文化中心论，重新构建了崭新的近代文化观。 在处于转型时期的近代社会，王韬逐步从传统型的士大夫转变为近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文化的离异与回归现象在其身上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总而言之，对王韬个人来说其一生是不幸的，家庭的遭遇和经历的坎坷为他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但对中国来说却又是幸运的，王韬为中国近代文化的变迁作出了历史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