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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清的历史背景下,从任何角度来说,王韬都是一个边缘人:他多次参加科举考试却终生与举人无缘;他为官上书进言却终生谋不了一官半职;他信仰中国文化而又因特殊的机遇通晓西学;他忠于自己的祖国但又不得已“卖身事夷”,甚至受清政府的通缉而远走他乡。或许正因为处于这种边缘地位,王韬才会有进步的文化观。
在西方传教士和西方文化的长期影响下,在亲身游历欧洲的过程中,王韬突破了传统的中国文化中心论,重新构建了崭新的近代文化观。
在处于转型时期的近代社会,王韬逐步从传统型的士大夫转变为近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文化的离异与回归现象在其身上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总而言之,对王韬个人来说其一生是不幸的,家庭的遭遇和经历的坎坷为他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但对中国来说却又是幸运的,王韬为中国近代文化的变迁作出了历史贡献。